而从政治方面看，就与此大相庭径了。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还依然处在“政治反动，经济正动”的二元对立状态之中。其原因是：由于前两个时期，甚至包括政治中国时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矛盾，非但没有通过政治层面得到解决，反而在“不折腾”的政治口号之下，被一个个“和谐”下去了。于是，许多原本不可调的国事民瘼问题，也在人人“向钱看”，个个想发财的时代浪潮中，被销声匿迹了。换句话说，就是此时的中国人，都变成了与社会孤立，与他人孤立，而没有任何政治德行和公共德行的利己主义者。以此之故，也就没有人会关心那些与己无关的事情了。
可这种国民对政治普遍冷漠的状态，则正是旧体制得以存在，权力腐败出入无人之境的土壤和疆域。对此，托克维尔曾经指出：“专制本性多疑，视人与人之间的孤立是它长存的最佳保障。所以它通常竭尽全力地隔离他们。人类心灵的所有罪恶之中，利己主义最适合于专制。”因此，政府官员在这种国民普遍不问政治的国情下，几乎都变成无所畏惧、敢作敢为的开拓型人物了。于是，他们搞地方开发、建设的积极性，顿时普遍高涨。换言之，就是此时的政府官员对于腐败，已经由过去的被动接受状态，变为主动争取和积极创造状态了。因而，他们在具体的开发、建设过程中，想的便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为自己谋取利益了。而这，即是腐败经济学中的权力寻租、设租、索租问题。而中国这一既关乎数亿城市人切身利益，又关乎数亿农民切身利益的城市化建设，却是在这样一个政治权力意识“两极分化”的社会背景下，轰轰烈烈地进行的。
但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在它的最初起步阶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问题。因而，此时的各级地方政府，都把所有的执政智慧和执政能力，用在在了如何“招商引资”和“开发、建设”上。由此而使许多地方政府，实际变成了一个“招商引资”和“开发、建设”的公司和董事会。书记、市长则成了董事长和总经理。对于这种政府官员变身为经济人的情况，记得几年前在一本名为《金融市长》的畅销小说中，曾有过精彩的描写。书中的主人公田地，本是京城一个具有双博士学位的技术型人才，但却被一纸调令下派到某大市当市长。由此他的主要工作，就没日没夜地与“找钱”活动纠结在一起。而围绕在他周围的人，上至市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下至副市长、各局局长，都成了一帮子围着钱转圈圈的经济人。最后，又都一个个掉进钱和美人交织的欲海里，再爬不上岸了。若问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呢？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手中拿到国内外“招商引资”的“开发、建设”项目，都是他们自己选定的。之中，哪些项目能够赚到大钱，只有他们知道。最后，又是由他们与投资商“勾兑”而成的。所以，在这种权力可以为所欲为的情况下，他们还见钱眼不开的话，就无疑是怪物了。
其实，这种政府官员围着钱（投资商、开发商）打转转，钱（投资商、开发商）又反过来围着政府官员打转转，最后两者一家亲的现象，在中国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并非仅仅在“招商引资”和“开发、建设”的活动中才有，而是在所有与城市化建设有关的经济活动中都有。尤其是在那些与公共建设有关的大型项目中，就更为普遍和突出。因为这些项目越大，也就越有“蛇吞象”的机会和空间。因此，也就常常是政府官员权力争夺和利益争夺的重点。只不过这些项目建成之后，则不知有多少政府官员由“孔繁森”变成了“王宝生”。但倘若有哪只“苍蝇”不幸被拍打出来的话，接着倒下去的“苍蝇”和“老虎”，就不是一只、两只，而是成群结队的了。而这种大项目出大贪腐案的情况，在习近平上任以后被打掉的几百只“苍蝇”和“老虎”中，也最为常见和典型。
然而，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还不是城市化建设中社会反映最强烈、民众责难最多的问题。因为今日的中国，尽管它的外在形象如何强大，但它潜藏着的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也同样强大地存在着。这就是由于失地农民有6500万人之多，各地维权、上访人群始终络绎不绝。而这部分人的存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表面示弱，实际示强的社会群体。如果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善处和缓解的话，那么国家也就没有任何持续发展的后延了。显然，这些问题存在，无疑都是城市化建设的直接后果。其具体表现有如下：一是旧城区改造而牵涉到居民的旧房拆迁后，如何给予安置补偿、赔付的问题。一是新城区建设而牵涉到农民的土地流转后，如何给予安置补偿、赔付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些是由于政府在其中与民分利不公造成的。有些是由于政府官员与投资商、开发商互相勾结，共同与民争利造成的。特别是在这中间，经常出现的血腥暴力拆迁现象，更是这些问题的极端表现。当然，这其中更为根本和要害的问题，还是一个权力处于“积极腐败阶段”和“大面积腐败时期”，无法遏制与制约的问题。
这里，为了说明在城市化建设中，旧房拆迁和土地流转问题的严重性，特举一个笔者所知的事情为例。在西南某中心城市里，有一个两条河流环绕，旁边有湖泊相映的地方。过去这里曾经是周围有数千亩良田沃土环抱的一个公园。十几年前，由于它周边的地段，已经被建成了繁华的商业区，这里的地价便随之高涨。但政府在把这个地方建成高档社区之前，采用的却是行政手段和措施，以每亩210万元的土地征用费，从农民手里流转到了土地。可政府拿到土地后，仅仅对它作了简单的“三通一平”，便以每亩25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开发商。而开发商又以每亩3800万元的价格，转手卖给了香港来的开发商。同时，此地农民原有的住房被拆迁时，政府给出的拆迁费是每平方米4100元，而开发商建成别墅后，是每平方米20000余元。因此，被拆迁后的农民不服气，理由是他们被拆迁的房屋，与现在建成的别墅在品质和质量上，并没有多少差别。由于以上原因，此地农民经常聚众到政府申诉，要求增加补偿费。以致不时出现农民被警察强行驱赶，而发生冲突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在此，笔者并非认为农民的做法，都是合理的。而只是觉得政府在征用土地和拆迁旧房时，如果稍微考虑一下市场价格因素，而不是用权力来决定价格的话，哪里会有这类事件的发生？
此外，在城市化过程中，还有一个被国内外专家、学者非议和质疑最多的“土地财政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由各级地方政府无限度的城市化建设造就的。换而言之，就是中国经济的JDP数量，是由房地产泡沫堆积而成的。而各级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惜一切搞城市开发、建设，其根本原因和内在驱动力：一方面是由于政府越来越奢华的庞大财政开支，无法从地方的实体经济企业中获得，而只有从房地产的高额利润中获得。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民的土地是属于地方政府管理的，流转后的税收是属于地方财政所有的，而不像国有资源和国有企业那样，获得的税收是属于中央财政所有的。由此，他们对于搞地方的城市化建设，才始终充满了积极性。再一方面则是由于在地方政府管理的所有资源中，只有土地资源是唯一不用投入成本，便可以瞬间赚到大钱的买卖。所以，他们才不管那些肥田沃土被建成一片片水泥和钢铁森林后，有没有人入住，子孙后代有没有益处，而只管自己有面子上有政绩，银行里有大款就行了。由此而使中国的城市化建设，不断走火入魔，至今已经现出果累累的态势。据《人民网》2015.1.25转载《中国经营报》“盘点10大鬼城 房屋空置率达90%”一文的报道，中国房产泡沫产生的10大鬼城，可容纳34亿人居住，但入住率不到10%。
根据以上非议和质疑，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质疑下去的是：如果说中国经济的JDP，真是由房地产泡沫堆积而成的，那么问题就变得极为复杂与尖锐了。因为在中国现在通行的房地产经营中，大多数人都是通过银行以“房贷”形式购卖的。其中，由购房者首付开发商20——30%，其余部分由购房者每月向银行支付本金和贷款利息。实际上，也就是则需要购房者以一辈子的精力和代价来偿还。但在这笔房产交易中，真正的活钱（现钱）部分，已经被开发商和贪腐官员先拿走了，而死钱（需要20——30年才能收回）却留给了银行，也就是留给了国家。倘若，一旦购房者出现什么意外的变故，抑或社会出现什么意外的变故，那么这些国家的钱，也就等于付之东流了。且在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无穷的情况下，谁能够保证美国那样的次贷危机不会在中国爆发？倘若，由此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建设，那么结论就很不乐观了——“权力的积极败”，不仅害民害国，还将害我们的子孙后代。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就这样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一路高歌猛进，仅此4年时间，JDP总量就超过了日本，至2009年便一跃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其中，既包括中国国有企业的贡献在内，也包括私营企业和其它济成分的贡献在内。虽然，这在许多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看来，无疑是一个充满东方神奇的中国故事。而在那些以成败论人论事的中国模式论者看来，更是一个魔幻无穷的中国神话。但是，这在笔者看来，却只能是一个西方没有的腐败经济学故事和神话。因而，对它只有一言以蔽之：“这一切，都是一俊遮百丑的中国特色病，信不得的。除非你自己是1001丑！”
注释：
（1）、《无梦楼随笔》张中晓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状况透视》周淑真、聂平平 《共识网》2011.7.5
（3）、《谷俊山大案背后的较量》《明报月刊》2015年6月号
（4）、《保福寺桥神秘车祸》《中国观察网》2014.12.27
（5）、《邓小平未了心愿：处于进行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人民网》2007.2.15
（6）、《中国民营企业何时才能走出旧体制的雷区》李咏胜 《中国人权》2009.1.17
（7、《还原牟其中：1995》李咏胜著 《博讯文坛.：李咏胜文集之四》2007
（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状况透视》周淑真、聂平平 《共识网》2011.7.5
（9）、《国有企业》杂志 2014.07.28
（10）、《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金雁 、秦晖著 东方出版社 2012
（11）、《国企腐败案件被揭露奏响体制改革的前奏》乔新生 中国网 2014.6.27
（12）、《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腐败案例剖析》编写组编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9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Tuesday, October 2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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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 全文完）博
（2015/10/21 发表）
可这种国民对政治普遍冷漠的状态，则正是旧体制得以存在，权力腐败出入无人之境的土壤和疆域。对此，托克维尔曾经指出：“专制本性多疑，视人与人之间的孤立是它长存的最佳保障。所以它通常竭尽全力地隔离他们。人类心灵的所有罪恶之中，利己主义最适合于专制。”因此，政府官员在这种国民普遍不问政治的国情下，几乎都变成无所畏惧、敢作敢为的开拓型人物了。于是，他们搞地方开发、建设的积极性，顿时普遍高涨。换言之，就是此时的政府官员对于腐败，已经由过去的被动接受状态，变为主动争取和积极创造状态了。因而，他们在具体的开发、建设过程中，想的便不是国家的利益，而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为自己谋取利益了。而这，即是腐败经济学中的权力寻租、设租、索租问题。而中国这一既关乎数亿城市人切身利益，又关乎数亿农民切身利益的城市化建设，却是在这样一个政治权力意识“两极分化”的社会背景下，轰轰烈烈地进行的。
但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在它的最初起步阶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问题。因而，此时的各级地方政府，都把所有的执政智慧和执政能力，用在在了如何“招商引资”和“开发、建设”上。由此而使许多地方政府，实际变成了一个“招商引资”和“开发、建设”的公司和董事会。书记、市长则成了董事长和总经理。对于这种政府官员变身为经济人的情况，记得几年前在一本名为《金融市长》的畅销小说中，曾有过精彩的描写。书中的主人公田地，本是京城一个具有双博士学位的技术型人才，但却被一纸调令下派到某大市当市长。由此他的主要工作，就没日没夜地与“找钱”活动纠结在一起。而围绕在他周围的人，上至市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下至副市长、各局局长，都成了一帮子围着钱转圈圈的经济人。最后，又都一个个掉进钱和美人交织的欲海里，再爬不上岸了。若问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呢？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手中拿到国内外“招商引资”的“开发、建设”项目，都是他们自己选定的。之中，哪些项目能够赚到大钱，只有他们知道。最后，又是由他们与投资商“勾兑”而成的。所以，在这种权力可以为所欲为的情况下，他们还见钱眼不开的话，就无疑是怪物了。
其实，这种政府官员围着钱（投资商、开发商）打转转，钱（投资商、开发商）又反过来围着政府官员打转转，最后两者一家亲的现象，在中国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并非仅仅在“招商引资”和“开发、建设”的活动中才有，而是在所有与城市化建设有关的经济活动中都有。尤其是在那些与公共建设有关的大型项目中，就更为普遍和突出。因为这些项目越大，也就越有“蛇吞象”的机会和空间。因此，也就常常是政府官员权力争夺和利益争夺的重点。只不过这些项目建成之后，则不知有多少政府官员由“孔繁森”变成了“王宝生”。但倘若有哪只“苍蝇”不幸被拍打出来的话，接着倒下去的“苍蝇”和“老虎”，就不是一只、两只，而是成群结队的了。而这种大项目出大贪腐案的情况，在习近平上任以后被打掉的几百只“苍蝇”和“老虎”中，也最为常见和典型。
然而，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还不是城市化建设中社会反映最强烈、民众责难最多的问题。因为今日的中国，尽管它的外在形象如何强大，但它潜藏着的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也同样强大地存在着。这就是由于失地农民有6500万人之多，各地维权、上访人群始终络绎不绝。而这部分人的存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表面示弱，实际示强的社会群体。如果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善处和缓解的话，那么国家也就没有任何持续发展的后延了。显然，这些问题存在，无疑都是城市化建设的直接后果。其具体表现有如下：一是旧城区改造而牵涉到居民的旧房拆迁后，如何给予安置补偿、赔付的问题。一是新城区建设而牵涉到农民的土地流转后，如何给予安置补偿、赔付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些是由于政府在其中与民分利不公造成的。有些是由于政府官员与投资商、开发商互相勾结，共同与民争利造成的。特别是在这中间，经常出现的血腥暴力拆迁现象，更是这些问题的极端表现。当然，这其中更为根本和要害的问题，还是一个权力处于“积极腐败阶段”和“大面积腐败时期”，无法遏制与制约的问题。
这里，为了说明在城市化建设中，旧房拆迁和土地流转问题的严重性，特举一个笔者所知的事情为例。在西南某中心城市里，有一个两条河流环绕，旁边有湖泊相映的地方。过去这里曾经是周围有数千亩良田沃土环抱的一个公园。十几年前，由于它周边的地段，已经被建成了繁华的商业区，这里的地价便随之高涨。但政府在把这个地方建成高档社区之前，采用的却是行政手段和措施，以每亩210万元的土地征用费，从农民手里流转到了土地。可政府拿到土地后，仅仅对它作了简单的“三通一平”，便以每亩25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开发商。而开发商又以每亩3800万元的价格，转手卖给了香港来的开发商。同时，此地农民原有的住房被拆迁时，政府给出的拆迁费是每平方米4100元，而开发商建成别墅后，是每平方米20000余元。因此，被拆迁后的农民不服气，理由是他们被拆迁的房屋，与现在建成的别墅在品质和质量上，并没有多少差别。由于以上原因，此地农民经常聚众到政府申诉，要求增加补偿费。以致不时出现农民被警察强行驱赶，而发生冲突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在此，笔者并非认为农民的做法，都是合理的。而只是觉得政府在征用土地和拆迁旧房时，如果稍微考虑一下市场价格因素，而不是用权力来决定价格的话，哪里会有这类事件的发生？
此外，在城市化过程中，还有一个被国内外专家、学者非议和质疑最多的“土地财政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由各级地方政府无限度的城市化建设造就的。换而言之，就是中国经济的JDP数量，是由房地产泡沫堆积而成的。而各级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惜一切搞城市开发、建设，其根本原因和内在驱动力：一方面是由于政府越来越奢华的庞大财政开支，无法从地方的实体经济企业中获得，而只有从房地产的高额利润中获得。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民的土地是属于地方政府管理的，流转后的税收是属于地方财政所有的，而不像国有资源和国有企业那样，获得的税收是属于中央财政所有的。由此，他们对于搞地方的城市化建设，才始终充满了积极性。再一方面则是由于在地方政府管理的所有资源中，只有土地资源是唯一不用投入成本，便可以瞬间赚到大钱的买卖。所以，他们才不管那些肥田沃土被建成一片片水泥和钢铁森林后，有没有人入住，子孙后代有没有益处，而只管自己有面子上有政绩，银行里有大款就行了。由此而使中国的城市化建设，不断走火入魔，至今已经现出果累累的态势。据《人民网》2015.1.25转载《中国经营报》“盘点10大鬼城 房屋空置率达90%”一文的报道，中国房产泡沫产生的10大鬼城，可容纳34亿人居住，但入住率不到10%。
根据以上非议和质疑，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质疑下去的是：如果说中国经济的JDP，真是由房地产泡沫堆积而成的，那么问题就变得极为复杂与尖锐了。因为在中国现在通行的房地产经营中，大多数人都是通过银行以“房贷”形式购卖的。其中，由购房者首付开发商20——30%，其余部分由购房者每月向银行支付本金和贷款利息。实际上，也就是则需要购房者以一辈子的精力和代价来偿还。但在这笔房产交易中，真正的活钱（现钱）部分，已经被开发商和贪腐官员先拿走了，而死钱（需要20——30年才能收回）却留给了银行，也就是留给了国家。倘若，一旦购房者出现什么意外的变故，抑或社会出现什么意外的变故，那么这些国家的钱，也就等于付之东流了。且在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无穷的情况下，谁能够保证美国那样的次贷危机不会在中国爆发？倘若，由此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建设，那么结论就很不乐观了——“权力的积极败”，不仅害民害国，还将害我们的子孙后代。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就这样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一路高歌猛进，仅此4年时间，JDP总量就超过了日本，至2009年便一跃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其中，既包括中国国有企业的贡献在内，也包括私营企业和其它济成分的贡献在内。虽然，这在许多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看来，无疑是一个充满东方神奇的中国故事。而在那些以成败论人论事的中国模式论者看来，更是一个魔幻无穷的中国神话。但是，这在笔者看来，却只能是一个西方没有的腐败经济学故事和神话。因而，对它只有一言以蔽之：“这一切，都是一俊遮百丑的中国特色病，信不得的。除非你自己是1001丑！”
注释：
（1）、《无梦楼随笔》张中晓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状况透视》周淑真、聂平平 《共识网》2011.7.5
（3）、《谷俊山大案背后的较量》《明报月刊》2015年6月号
（4）、《保福寺桥神秘车祸》《中国观察网》2014.12.27
（5）、《邓小平未了心愿：处于进行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人民网》2007.2.15
（6）、《中国民营企业何时才能走出旧体制的雷区》李咏胜 《中国人权》2009.1.17
（7、《还原牟其中：1995》李咏胜著 《博讯文坛.：李咏胜文集之四》2007
（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状况透视》周淑真、聂平平 《共识网》2011.7.5
（9）、《国有企业》杂志 2014.07.28
（10）、《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金雁 、秦晖著 东方出版社 2012
（11）、《国企腐败案件被揭露奏响体制改革的前奏》乔新生 中国网 2014.6.27
（12）、《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腐败案例剖析》编写组编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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