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咏胜：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一）

中国模式与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
   
   —— 兼论习近平反腐的末路与中国模式的末路
   作者：李咏胜
 
   善良的人若是对政治冷漠，就要给比自己差的人来管治，作为惩罚。
   
    ——柏拉图
  
   三、中国经济崛起的前因后果
   
   （四）
   
   D、权力的“积极腐败”——中国经济的崛起
   
   城市经济改革：权力的“被腐败阶段”——中国经济的兴起
   
    
   根据前文所述，作为中国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私营企业，是在一个现代人玩的野蛮游戏中，通过种种合法与不合法，公平与不公平，正当与不正当，甚至邪恶与不太邪恶，可耻与不太可耻的拼搏奋斗，才取得成功的。或者说，它是在不断受到旧体制阻碍和制约的情况下，不断向权力阶层提供利益供给，甚至与之结成利益共同体，才一步步发展、壮大，而后走向崛起的。以致由此可以大而言之：它的崛起，是权力与市场媾和之后开出的“恶之花”和结出的“恶之果”。虽然，对于它的崛起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究竟是福是祸的问题，现在还不是给予评说的时候，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它的崛起，不是文明的崛起。那么，对于与它处于同一环境条件下崛起的中国经济（注：此处所指的中国经济为全称概念，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民营经济、混合经济等成分在内），其崛起过程又如何呢？答案，显然同一的，都是不文明的崛起。而唯一的差别，仅此是其中的性质和手段各有不同而已。
   
   在此，为了便于了解中国经济崛起的过程，特将它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1）、1979——1992，为城市经济改革阶段。（2）、1993——2003，为国有企业改革阶段（包括中小型企业改制、产权改革、股份制改革）；（3）、2004——现在，为城市化建设阶段。
   
   同时，为了揭示权力腐败与中国经济崛起的互为因果关系，也将它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1）、1979——1992，为权力的“被腐败阶段”（ 收受贿赂）；（2）、1993——2003，为权力的“自腐败阶段”（ 以权谋私、索贿）；（3）、2003——2013，为权力的“积极腐败阶段”（权力寻租、设租）。在此，暂将习近平反腐之后的权力腐败排除在外。
   
   此外，为了揭示整个经济中国时期权力腐败程度和范围的不同，再将它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即：（1）、1979——1989，为权力的“局部腐败时期”；（2）、1993——2003，为权力的“大面积腐败时期”；（3）、2004——2013，为权力的“全面腐败时期”。在此，也将习近平反腐之后的权力腐败排除在外。
   
   诚然，中国经济的由衰转盛，是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开始的。这一时期，由于中共在政治领域，还处于改革与不改革，大改革与小改革，单向改革与双向改革的激烈斗争之中。或者说，是还处于“姓社”还是“姓资”的激烈斗争之中。而在经济领域，就是还处在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的激烈斗争之中。而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在农村经济改革成功的推动下，以及深圳蛇口特区改革经验的启发和带动下，已经开始由各业萧条，走向了百业俱兴。如多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已经由文革前后的停产办停产状态，普遍恢复了生产，开始出现转亏为盈损状况。与此同时，个体私营企业的蓬勃兴起，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初具规模，商品流通领域的日趋繁荣等等，都是中国经济在遭到文革的巨大破坏之后，重新兴起而出现的大好局面。
 
   更主要的是这一时期，正是胡耀邦、赵紫阳所领导的十年新政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正在朝着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正道上走。在政治方面，开始出现民主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思想舆论空间较为开放，社会公平、公正、正义、人权等方面的问题，也相对有所改进和提高。而在经济方面，与经济体制性改革配套的一系列“分税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正在各个层面有序进行，城市基础建设逐步展开。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都处在一个有条不紊的良性发展状态之中。在这其中，最为根本和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名义上还是属于国家所有和全民所有的。因而，对它无论进行什么形式的改革，都是试图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而不像后一时期那样，是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权贵资本主义的建设。
  
   但与此同时，一个影响和危害当代中国至深且烈的问题，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显露出来，并随之发展成为一个无药可治的“中国特色病”。而这，即是本文一再指出的，由上层建筑（政治体制）的改革滞后，而产生出来的是权力腐败。即：由于中共高层在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不是先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进行改革，而是让生产力的发展去逐步推动上层建筑的改革。而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就是生产力在迫于发展的情况下，唯有向权力阶层投其利益所好，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由此而使权力腐败的“潘多拉之箱”，从此打开了。并由此演变成为改革进程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巨大推动力和生产力。因而，以此来看后来的中国经济，倘若没有这种由权力腐败产生出来的巨大力量，时时、处处在暗中铺路搭桥，里应外合，那么它要突破旧体制的重重阻碍和遏制，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就不难见出权力的腐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多么大了。
  
   对此，特举一个笔者所知的事实为据。深圳特区建立之初，虽然国家给了许多优惠政策，特区政府也制定了不少开放政策，但基层的政府官员，由于观念没有转变而行动迟缓，没有制定出当地的具体开发政策。此时，有人看好在新竹村海边的礁石下上，投资修建一个纯净水厂。于是，他找到生产队长，交上项目开发报告。队长看后没有明确表示，只说要回队里商量了再说。但几天后，却以群众不同意为由，拒绝了。于是，他只好按照当地求人办事的规则：找关系、请客、送礼，才算过了关。但当他把报告送到大队后，大队长却以那个地方只能搞养殖业为由，也拒绝了。于是，他只好又找关系、请客、送礼，算是又过了一关。随后，当他带着生产队、大队盖章后的报告找到公社社长，社长却翻出一个10年制定的不准许私人在海边搞种养殖、建筑房屋的文件，明确拒绝了。随后，尽管他几次找到社长申述理由，还是没有得到准许。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头找到队长和大队长，再请客、再送厚礼，托请他们去做社长的工作。没想到，这一招却显灵了。没几天，社里就让他把批准开发、建设的手续办好了。
  
   虽说这一小事，在充满宏大叙事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谓多如牛毛，不值一提。但这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是异常深刻而又带有普遍性的。而这，即是权力腐败存在的两面性问题：一方面，它对于社会的道德、公平、正义，甚至法律、法规，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另一方面，它对于打破旧体制的条条框框和陈规陋习，促进经济的发展，却具有极大的建设作用。故而，如果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由腐败产生出来的力量，它又何尝不是一种创造价值的推动力和生产力呢！具体而言，上述故事中的队长、大队长和社长，倘若他们都拒腐败的话，那么公社制定的那个旧文件，显然是无法改变的。而他那个后来对社会有益，对自己有利的项目，也就建不成了。对于这种拿钱办事，拿多少钱办多少事，不拿钱不办事的社会现象，当时曾有人把它戏称为特区开发“秘诀”：“腐败是改革的催化剂”；“腐败是开发的发动机”；“腐败是发展的润滑油”；“腐败出效益”；“腐败赚大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这并不是说特区所有的建设项目，都是这样开发出来的。而仅此是说，大部分的情况是如此。因为当年特区开放热火时，蜂拥而至的投资开发者，既有来自港、澳、台的商人，也有来自内地的商人；还有来红墙深院的太子党、红二代商人。同时，还有来自国家各部委和全国各地政府的办事机构，以及设立的窗口企业。而在这些人中，那些来自港、澳、台的商人，由于他们长期与沿海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人还与当地政府官员有着种种利益系。因而他们如今是提着大款来投资，各地政府官员自然是一路绿灯护送，要什么给什么。而这中间发生的权力腐败问题，是没有人能够说清楚道明白的。至于那些京城来的太子党、红二代商人，如果不是通过高层与地方的具体沟通过，就是手中持有高层的“红条子”，即便再次，也有省高层出面为之张罗。而那些来自国家各部委和全国各地政府的办事机构，以及设立的窗口企业，则更是被优待者，可谓是要房有房，要地由地。这其中，虽然没有明显的权钱交易，但暗中的权力交易则是不言自明的。而唯一这一时期到特区创业的内地商人，才是万事只能靠自己。因而可以说，他们几乎都走过这条由钱开路的创业路。
  
   然而，这种无钱不办事的“特区病”，又岂止特区有，而是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处处都有。尤其是随着内地经济建设的发展，便很快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而这，就是创业所需要计算的成本：茶水费、打点费、搞定费。及至发展到后来，已经是请客送礼行不通，只有直接送钱、送房、送车才行了。对此，只要在国内有过经商创业经历的人，无不深解其中三味，便只有“在商言商”，各显神通了。对此，记得曾有这样一句话，在90年代的中国最为时新与时髦，叫：“勾兑”。而“勾兑”，本来是中国白酒生产过程中的一种工艺技术。其工艺过程，就是将库存的原汁基窖酒与刚生产出来的普通酒进行调配，以组成各种品位不同，酒精纯度不同的窖酒。而这句话被普遍用之于社会，便是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要进行“勾兑”。而这种“勾兑”，既可以是关系上的“勾兑”，也可以是感情上的“勾兑”。但一旦用在商场上，就是利益上的互相交换了。于是，当这种“勾兑”现象进入经济领域，并形成社会风气之后，权力腐败便由台后走到了台前，由隐现状态走向了显现状态。最后，演变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凡是那些没有腐败出现的地方，就是经济发展不起来的地方；凡是经济发展得好的地方，就是腐败无处不在的地方。而中国经济正是这样伴随着腐败的兴起而兴起，发展而发展的。
  
   当然，客观地看这一时期的经济中国，政府官员权力腐败的现象，大多数还处在“局部腐败”时期的“自腐败阶段”，而没有形成后一时期那种覆水难收的局面。而笔者所说的“自腐败”，指的就是政府官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提供利益服务，而在事前或事后收接别人的礼物、财物之类。但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当事人主动索要，而是被动接受的。它发生的时期，也就是经济中国的前一时期，也即在79年——89年这10余年间。这一时期，由于经济不发达，国家对贪腐的标准定的很低，5000元以上就要立案，10000就是大案。政府官员，对“拉关系”、“开后门”等“不正之风”，普遍还有着思想上的抵抗力和道德防线。所以，敢于公开收接贿赂的并不多。而敢于以权谋私，徇私舞弊者毕竟还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