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誰更為民

簡略來說，共產主義所追求的是經濟上的人人平等（最終實現按需分配）。而民主主義追求的是權利的人人平等（最終實現各級領導人的普選）。

因此從理論上來說，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都是為民的——前者從經濟上為民而後者從權利上為民。但在20世紀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國家的實踐中，卻證明瞭共產主義並不能為民也不能實現按需分配，只有民主主義才是真正為民也能實現普選各級領導人。

拿中國來說，中國國民黨從1894年成立開始（中國國民黨為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所創建的中國原生政黨。其前身依次為興中會、同盟會、國民黨及中華革命黨，孫中山於民國八年即1919年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由於中國國民黨傳統中自興中會至中國國民黨的發展歷程視為一脈相承，故以興中會成立的清光緒廿年即1894年為中國國民黨的創黨年），該黨就一直追求孫中山創立的民族、民權和民生的三民主義政治理論，當中的民權主義就包含了民主主義，並於1996年在中華民國的臺灣地區實現了民主普選各級領導人。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開始至1978這段時間，一直都在企圖快步進入共產主義。在這57年中，中共領導的共產運動都一直在加速進行，先是在革命根據地井岡山、蘇區和延安等地推行共產運動。由於共產運動是經濟上的人人平等，而且沒收充公地主土地分給貧下中農的經濟實惠是立竿見影，不像民主主義實現後權利平等了還需靠個人努力才能致富，因此共產運動馬上獲得占中國人口大多數（起碼80%以上）的貧下中農的支持。之後隨著日本侵華和蘇聯紅軍打入中國，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簡稱國軍）軍力元氣大傷，而中共軍力在貧下中農組成的民兵幫助下以及蘇軍暗助下迅速壯大並占絕對優勢。後經2年多國共內戰，國軍兵敗如山倒，不得不退守臺灣。

中共1949年在大陸建政後，共產運動由革命根據地推向了全大陸。在中共臨時憲法《共同綱領》上並沒說要建立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制度，但中共奪取政權後就違反臨時憲法規定，瘋狂推行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制度，可說是立馬就露出了政治騙子的醜惡嘴臉。但參與制訂《共同綱領》的民主人士礙于自己手頭上沒有掌握槍桿子，也只好啞巴吃黃連有苦肚裡咽了。

中共在經過多場政治運動以及十年文革後，到1978年改革開放前，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快步進入共產主義的響徹雲霄的口號聲中，該共產充公的土地房屋生產資料等等經濟命脈都全部被快速共產了，私有經濟占全國經濟已低於5%，全體國民的私有財產已幾乎為零，就算是私有的工資在使用的過程中也受到中共的限制（比如購買糧油副食品、肉類食品、輕工業品如手錶皮鞋布匹服裝單車衣車等等商品，除了要付錢之外還要憑中共發放的購物票才能購買，而且中共規定人民幣不能私自購買外匯，否則當投機倒把分子關進大牢）。

大陸經濟制度在經過社會主義全面改造後，至1978年已是清一色的國有或集體所有制的共產制。此時大陸可說是已經快步踏入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即社會主義制度了。

此時大陸在經濟上雖然差不多人人平等了，基尼係數也低至0.202 ，比美國的0.333低得多（見：《世界經濟研究》2004年第8期）。但大陸經濟卻處於崩潰邊緣，1978年中國外匯儲備僅有區區1.67億美元（見：《激蕩三十年》  作者：吳曉波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14-7-1）。

據2008年08月學習時報《三十年前我們為什麼要選擇改革開放》的這篇文章報導，從經濟總量和人均GDP水準看，1952年，中國GDP總量占世界GDP的比例為5.2%；而到總人口由四億增長至八億的1978年，中國GDP總量占世界GDP的比例反而下降為5.0%。人均GDP水準按當時官方高估的匯率計算，也只有224.9美元/年。1948年，中國人均GDP排世界各國第40位，但到了1978年中國人均GDP排倒數第2位，僅是印度人均GDP的2/3。從人民生活水準看，1976年全國農村每個社員從集體分得的收入只有63.3元，農村人均口糧比1957年減少4斤；1977年全國有1.4億人平均口糧在300斤以下，處於半饑餓狀態；1978年全國居民的糧食和食油消費量比1949年分別低18斤和0.2斤；當年全國有139萬個生產隊（占總數的29.5％）年人均收入在50元以下。1978年全國有2.5億絕對貧困人口。當年，失業的城鎮青年2000萬人，實際城鎮失業率高達19%左右，居民食品消費占總其支出的比重，即恩格爾係數，城鄉分別高達56.66%和67.71%。到1980年，城鄉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費品，主要是縫紉機、自行車、手錶、收音機，每百戶的擁有率也只有5.5%、11.2%、15.7%、14.9%；黑白電視機的每百戶擁有率也僅為1.6%；家庭電話非常少，即使按當時的公用電話計算，每百戶普及率也只有0.64部；而洗衣機還很少有，家庭轎車普及率幾乎為零。居住方面，1978年，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僅為3.6平方米，農村居民每戶平均居住面積僅為8.1平方米。據世界權威的經濟增長學家麥迪森研究計算，1952年到1978年中國GDP的實際平均增長率只有4.7%。整個國家和人民的發展和生活水準，大多數發展和生活指標排在世界國家和地區170位元以外，處於聯合國有關部門和世界銀行等組織劃定的貧困線之下。

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制度，經濟是人人較為平等了，但付出的代價卻是大多數人要挨餓的經濟崩潰邊緣。這與當初共產主義的設想大相徑庭。

當初的設想是，當進入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制度後，私有經濟已經基本消滅，國營和集體經濟佔據主導地位，再也不會出現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現象，這時勞動者都變為企業的主人，他們必定會以主人翁精神，更加積極主動地投入工作，從而帶動經濟起飛。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物質極為豐富時，就可進入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了。而毛澤東則更樂觀，1957年他在回應赫魯雪夫的“蘇聯要15年趕超美國”說法時，談到要讓中國在15年內趕超英國。而到1958年，在大躍進浮誇統計數字的氛圍下，毛又提出了“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趕美”的口號。（而實質結果卻是大躍進餓死了三千多萬人）

共產主義的實踐經驗證明，共產之後的經濟發展將更為緩慢，究其原因是因為勞動者為公家或集體辦事，幹好幹壞都是一樣的平均收入，這種人人經濟平等的大鍋飯只會養懶人，根本不會激發工作效率和創造力，到頭來只會大家共同均貧。而且在充公地主土地和公私合營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中共採用了蠻橫無理甚至是暴力違法的手段對待富人，還通過成份論把所謂黑七類等階級敵人打入世世代代都永不能翻身的境地，以至於階級矛盾和鬥爭上升到從未有過的激烈程度，就算是中共內部也都產生了兩條路線的鬥爭，在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中，毛澤東與四人幫支持紅衛兵和造反派把所謂走資派打倒後再批倒批臭，甚至是關進牛棚或投入監獄，被迫害至死的不計其數。

在階級鬥爭和矛盾的不斷激化下，再加上1978年大陸經濟已接近崩潰邊緣，挨餓的農村人口越來越多，甚至連城市的知青也要上山下鄉去挨餓受苦。而一些對社會主義制度絕望的年青人，更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偷渡去港澳臺等資本主義自由世界。而他們到港澳臺後又大量匯款回家改善生活，這令當地的幹部也自愧不如。

在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和經濟越來越差的惡鬥環境中，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也進入白熱化階段。1976年10月6日，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果斷地逮捕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俗稱粉碎四人幫事件。“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也至此結束。

而大陸共產主義運動也到此為止以失敗告終了，到1978年進入改革開放年代，鄧小平開始逆共產主義而行，要打破共產主義的經濟平等，拉開貧富差距，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提出了要建設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現在看來實質就是對毛澤東和四人幫等中共左派進行了27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已經共產化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制度，重新進行撥亂反正的資本主義改造，即：減少公有經濟成分，增加私有經濟成分。不過中宣部的主旋律不會這樣說，他們只會說搞改革開放，是為了搞好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

隨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不斷深入建設，原本在1978年私有經濟近乎滅絕的大陸，在當今已經快速回升至穩占大半江山了。

1978年，包括國營和集體企業在內，公有經濟在全國經濟總量中的比重超過九成五，私有經濟比重不足零點五成。而到2014年，私有經濟已占中國經濟的六成以上。早在2013年3月6日，中共工商聯主席王欽敏在大陸政協記者會上表示，2012年非公企業利潤總額達到1.82萬億，非公有制經濟稅收貢獻超過50%，GDP所占的比重超過60%，就業貢獻超過80%。

而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13年，全球GDP總額為73.982萬億美元，中國的GDP是9.181萬億美元，中國的GDP占全球總量的12.4%。而美國GDP則是16.8萬億美元，占全球的比例約22%。

但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經濟發展到如此大的規模下，是否能更快地邁進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呢？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中共根本不可能再來一次沒收富人財產的社會主義改造了，畢竟時移勢易，當今的富人已經不是當年靠做生意起家的只有錢而沒有槍桿子的民族資本家或地主了，而當今的中共高官也不是當年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而是腰纏萬貫的老闆了（現在大陸官場上，下級向上級打招呼早已不叫書記而叫老闆了）。當年的無產階級已經成為當今的資產階級，而且他們絕大部分都是高幹子弟或紅二代，他們發家致富的方式都是依靠父輩的政治特權來化公為私。現在的資產階級不但致富速度驚人，而且還可以通過中共的組織關係和軍警司的上下級關係而結合成為一個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這種抱團腐敗的官商勾結方式，不但可以迅速發達，而且還能通過政治權力（包括武力和司法警力）來維護非法所得。

既然當今的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可能實現共產主義了，就算是實現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公有制的社會主義也不可能實現，那麼，中共成為政治騙子就已成為定局了。

政治騙子的下場是什麼，看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先驅者蘇聯和東歐就一清二楚了。當年這些國家的權力無邊的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執政共產黨，在民主普選中，公民僅通過投票選舉，不廢吹灰之力就把這些政治騙子掃下臺了。

文章分析至此，共產主義不為民只為黨官，也昭然若揭。

但民主主義真能為民嗎？答案是肯定的。

拿中國來說，中國國民黨就是追求民主主義，她早在1947年主持制訂的中華民國正式憲法中就寫明瞭憲政民主的路線圖，並且說到做到，當時機成熟真的在臺灣實現了民主普選各級領導人，並和平地實現了政黨通過普選而輪替執政。而臺灣人不但權利比大陸人多，而且權利也比大陸人平等，權利的平等反過來又帶動了經濟的平等，所以臺灣的兩極分化現象沒有大陸那麼嚴重，臺灣是均富，臺灣人也能親身感受到民主主義可以為民和均富的現實，再也不會走專制的回頭路。

經過以上分析可得結論：共產主義的經濟平等只會令人民均貧（實質是害民），只有民主主義的權利平等才能令公民均富（實質是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