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 宠若惊
七律仄起（首句入韵）
人类天生喜谧宁，
专权独霸纵狰狞。
官凶民善分庭抗，
弱肉强吞合众怦。
至上枭雄无反制，
底层百姓剩哀鸣。
出头没望他乡走，
谷富治家宠若惊。
2016年9月4日星期日
論 驚
論 驚
在專制社會，一個字可概括形容——驚！
作為統治者，受寵若驚：
他們擁有絕對的權力和權利，在萬萬歲、萬歲以及偉、光、正等等超凡入聖的萬般寵愛下，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心驚了，害怕既得利益被改沒，不敢實現當初信誓旦旦的民主革命諾言。
作為被治者，受壓若驚：
憲法賦予他們的政治權利被統治者利用法制完全剝奪，他們不要說反抗會驚，就算是說一句對政治制度不滿的說話都會驚，這種長期對政治的驚，造成他們對政治麻木不仁的心態，根本無興趣也不敢爭取民主。
治者和被治者都是處於驚之下，雖然此“驚”不同於彼“驚”，但不同之中卻有共同點，就是兩者都驚搞民主革命。統治者是驚搞民主革命會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或既得利益搞沒，而被治者是驚搞民主革命會把自己的性命或自由搞沒。
而且兩者一驚就驚了古今無數代人。
清朝以前沒有憲法就不用說了，皇帝以言代法，他一句話不要說可立刻拿下民主革命者的自由，就算是民主革命者的人頭以及其九族的人頭都可拿下，那年月被治者誰敢提民主革命？
真正敢提民主革命的是在中華民國初年，孫文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當中的民權就是講民主革命，但當時都只停留在口號層面，並沒有進升到憲法層面，以至於袁世凱有稱帝之機可乘。
直到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正式頒佈施行（憲法1月1日公佈，同年12月25日實施），民主革命才進升到憲法層面。
但可惜好景不長，僅是曇花一現，緊隨而至國共內戰全面爆發，中華民國行憲與國共內戰並行發生。面對共軍的嚴重威脅，在憲法實施前5個月的1947年7月，國民政府頒佈《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在憲法實施4個月後的1948年4月，國民大會第一屆第一次會議召開，於4月18日大會正式通過該案並定名為《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於5月10日實行，並規定有效期為兩年半。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為適應內戰局勢，制訂了暫時凍結憲法關於內閣制和虛位總統的個別條款，擴大總統的緊急處置權，使得總統能合乎憲法地調動軍事力量和集中資源。至此，民主革命又由憲法層面正式退回到口號層面，而隨著國軍慘敗撤退臺灣，中華民國憲法也被趕出了中國大陸，實質上五千年曆史的中國大陸只有4個月左右是實現了民主革命進升到憲法層面。以至於五千年曆史的中國大陸，也僅實現了一次未經最大反對黨即共產黨認同、而且還被共產黨破壞的在國共內戰的槍炮聲中舉行的民主真普選。
這4個月左右的民主真普選如下：1947年年尾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為中華民國建國以來以及中國有史以來首次舉行的國會議員直接選舉（正、副總統將由國會議員投票選舉產生），各省分別於1947年11月21日至23日舉行。該次選舉原定與第一屆立法委員直接選舉同時在10月進行，但國共內戰致使鐵路破壞，交通不便，使得選舉推遲，最終國民大會代表普選略微提前於立法委員普選而在11月首先舉行。本次國會議員直選和立法委員直選使得中國第一次出現了4.61億人民直接授權產生的代議機構，從而使得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
1948年初，全國除舉行了立法委員直接選舉外，各省市議會也組織了監察委員間接選舉。至此，中華民國政權正式建立在了直接民選基礎之上，成為人民授權的民主政權。
但民主真普選在中國大陸只是曇花一現，民主的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很快就被專制的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取代了。
所以在中國大陸，如果沒有外力的作用，或沒有把民主革命由口號真正進升到憲法層面（實現憲法保障的公民權利），那麼中國人對民主革命的驚，將會無限期地延續下去；哪怕統治者換了無數人，哪怕統治者換上了上臺前信誓旦旦一定要實行民主革命的人，但專制乃將長存。統治者受寵若驚，被治者受壓若驚，人人驚搞民主革命也將在五千年文明古國中陰魂永續。
2016年8月14日星期日
司馬遼：自由詩 勇敢
（一）勇敢之最
世界上最勇敢之人，
不是不怕疼痛之人，
不是不怕惡騙之人，
不是不怕不公之人，
不是不怕死亡之人，
而是不怕孤立之人。
（二）勇者獲勝的輔助力
勇敢，要加上公義道德才能取勝，
——因爲得道多助。
勇敢，要加上才智才易取勝，
——因爲力用在刀刃上需要才智。
勇敢，要加上意志才易全勝，
——因爲第一信念的實現才是全勝。
2016年8月1日星期一
司馬遼：愈专制愈恐惧，愈恐惧愈分裂
人類都是喜歡被包容（愛）而害怕被排斥（恨），而一個國家愈民主就必然愈包容（愛）全體被治者，比如民主國家都給予治者和被治者：一人一票同等政治權利的選舉和被選舉權。相反，一個國家愈專制就必然愈排斥（恨）全體被治者，比如專制國家都剝奪了被治者在民主國家應得的那一種與治者平起平坐的：一人一票同等政治權利的選舉和被選舉權。實質就是把被治者排斥于國家政治生活之外。
因此，專制國家的被治者是生活在被排斥（恨）的恐懼中，而民主國家的被治者是生活在被包容（愛）的無畏中。
同樣是被治者，一個活在恐懼中，一個活在無畏中，這就是專制與民主給予被治者最大的不同精神待遇及特征。
我們在出境旅遊的直接觀察中，或從電影、電視和網絡等傳媒顯現圖象的間接觀察中，都能通過對兩種制度下人們的神態對比，而看見專制與民主的這種最大不同特征。
一個人活在讓自己感到恐懼的國家中，要麽就逃跑，要麽就反抗。但一個人如果反抗統治者由于力量對比的懸殊，反抗就等于找死，所以其就只有逃跑一條生路了。
一群人活在讓自己感到恐懼的國家中，要麽就逃跑，要麽就反抗。但由于一群人如果組織起來反抗統治者就必然有成功的希望，所以一群人活在恐懼國家中，如果可以自由結社或組黨，他們就有逃跑或反抗的兩條生路。
但在中國事實上並非可以自由組黨，中國共産黨違憲而禁止自由結社或組黨，因此就算是一群人活在這個恐懼國家中，也無法組織起來反抗，故此活在中國的被治者，不管有多少人處于恐懼中，他們也只有逃跑一條生路。
所以，自1954年中國憲法確定中共領導一切即一黨專制後，我們只能看見中國人有偷渡、留學或投資移民等等向外逃跑的行爲，卻看不見有組織的那些大規模反抗統治者的行爲。因爲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被治者，在禁止自由結社或組黨下都只能是一盤散沙，雖然人多勢衆但卻無法組織起來成爲一個社團或政黨，無法形成由一群人組成的、可反抗專制統治者的強大力量。
就算是團結性較強的高度自治的少數民族自治區，由于同樣不准自由結社或組黨，因此他們活在恐懼中也不敢反抗，至多只能用爭取獨立的訴求，來脅逼統治者給予多些政策傾斜或經濟援助，從而使本民族的權利高出于漢族。
如今在中國，真正可走逃跑或反抗這兩條生路的人，就只有原本是殖民地的法治基礎較強的可以自由結社或組黨的特別行政區——香港和澳門的公民。
香港公民反抗中共統治者早已開始了，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比如最近幾年發生的大規模反抗行爲就有：
（一）“占中”運動（也叫“雨傘革命”）。一批香港高校文人學者，為爭取真普選而於2013年初倡議的7部曲群眾運動，當中最後部曲為真正佔領中環行動的公民抗命。最後部曲於2014年9月28日正式展開，後因9•28催淚彈驅散行動而激發起大規模民憤，導致佔領擴散至更多地區，包括金鐘、銅鑼灣和旺角等，最終演變成“雨傘革命”，並持續79日。
（二）“魚蛋革命”。2016年2月8日（猴年正月初一）晚上，香港旺角街頭夜市爆發警民衝突，造成90名警員和記者、以及大量沒有公佈人數的市民受傷，截至2月12日，共有64人被捕。這是自2014年“占中”運動以來，香港發生的最嚴重的警民衝突事件。有報導稱香港本土派組織“本土民主前線”是這次警民對峙的主要組織者。香港特首說這是暴亂。北京黨媒說，這是暴徒在毀掉香港。但有海內外民主自由派認為，這是香港官逼民反。
事件起因是香港旺角街頭夜市的無牌照商販不滿被香港食品環境署驅趕，雙方發生爭吵，甚至有商販被捕。於是“本土民主前線”等香港本土派通過社交媒體號召民眾於大年初一晚赴旺角聲援商販。隨著警民衝突的升級，翌日淩晨，“本土民主前線”在臉書上宣佈運用候選人梁天琦的競選權利，立即在旺角夜市地區進行選舉遊行。他們稱遊行人數少於30人，無需向政府申請，又再次呼籲民眾赴旺角支援。據媒體粗略估計，現場抗議者達千人。梁天琦是原“本土民主前線”的發言人，今年1月代表“本土民主前線”參選香港立法會新界東地方選區補選，於2月9日淩晨2時被捕。（後來梁天琦參選香港立法會新界東地方選區補選，雖落敗但得票率排第三名，被認爲是冒起最快的一股政治力量。）
“本土民主前線”是在“雨傘運動”後成立的組織，成員中90%都是“90後”。該組織召集人黃台仰曾表示採用溫和手段的“雨傘革命”是“完完全全的失敗”，他此後開始轉向“以武制暴”。他認為，假若示威人士願意付出更高的成本去爭取訴求，會有助感召更多人出來抗爭。
爲何香港“90後”會成爲“以武制暴”的一股鷹派政治反抗力量，而且有越來越強烈的要求香港獨立的訴求？比如一部分年輕人主張香港“民族自決”，就被親共陣營視爲是“港獨”人物；比如一部分年輕人在今年3月幹脆成立了首個以獨立爲目標的政黨——香港民族黨，而且其召集人陳浩天更公開宣布要報名參選今年九月舉行的香港立法院選舉。但香港選舉管理委員會在7月30日認定陳浩天支持及推動港獨的立場違反基本法，其參選資格無效。而陳浩天當日傍晚召開記者會批評選管會認定他的提名無效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審查，可能會殃及其他政治主張的人士。陳浩天表示，政府阻止他出選是意料之中，指政府自我引爆憲制危機，他未來會考慮采取選舉呈請、司法覆核，甚至去信聯合國等行動。
香港鄭宇碩教授認爲“港獨思潮是一部分年輕人對北京和港府不滿的結果……。北京對香港的政策和梁振英政府對待民主運動的強硬態度，使得這些年輕人的組織越來越激進，也讓相當一部分市民對他們的訴求産生同情。”而我認爲，除了以上鄭教授所列舉的原因之外，還可能與“90後”從七歲稍爲懂事開始，就生活在一年比一年強烈的被中國排斥（恨）的社會環境有關。
自從1949年中共建政後，香港人經曆過被中國人排斥（恨）和被包容（愛）的兩個極端。
在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時期，香港人被當作腐朽的必然走向滅亡的資本主義的代表人物或潛在敵人，而受到全中國人民的排斥（恨）。至極時，港澳台海外僑胞都被懷疑是美蔣特務，他們非但不敢回大陸探親，就連與大陸親友通信也不敢，可見當年對他們的排斥（恨）去到什麽程度。
但在毛澤東後時代的改革開放初期（1977年開始），由于香港人的富有（平均工資最高時是大陸的二三十倍），卻被中國大陸人包容（愛）到至極。那時候中國經濟接近崩潰，外彙儲備幾乎爲負數，城市人僅得溫飽，而占總人口70%以上的農村人溫飽不保。中國城裏那些高消費的食肆酒樓只有港澳台海外僑胞才上得起，而慘淡經營的食肆酒樓爲了吸引豪客賺取外彙券，專門開辟了服務和裝修高人一等的外彙券消費區，而那些服務員也對服裝光鮮花樣百變的港澳台同胞另眼相看，笑臉相迎服務周到，而對統一服飾的國內同胞卻狗眼看人低。在中國土地上，幾乎翻版了過去外國租界常見的那種“華人與狗不准入內”的歧視性行爲，稍为不同只在于，把“華人”改成“大陸人”而已。
從1977年一直去到1997年香港回歸，這20年來，香港同胞都是越來越被中國人包容（愛），他們擁有高高在上的優越感，許多人預期回歸後會更上一層樓，完全沒有獨立的訴求。
不過到了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即到“90後”這一代出生、成長的過程中，香港同胞的“同胞”兩字消失了，取而代之改爲叫香港人，更爲貶低一點的叫“港燦”。（ “港燦”名詞解釋：80年代TVB電視劇《阿燦正傳》中，由廖偉雄飾演一名初到港人士，叫阿燦。從此，香港人就將大陸人都叫做“阿燦”。90年代後，漸漸地香港人被稱爲“港燦”。）而且回歸之後香港人的確是越來越受到中國大陸人的排斥（恨），個中原因可能是中港兩地的平均工資，在回歸後各種中央政策的傾斜下，已經變得越來越接近（由相差二三十倍變成只相差二三倍），再加上中國2003年7月28日開始開放大陸人到香港旅遊之後，香港人享受的社會福利大陸人也能粘點邊，因此香港人在經濟上高高在上的優越感一步一步消失了。
而香港的“90後”是從未感受過自己父輩曾感受過的那一種曾經被中國人包容（愛）到極至的一代人，所以“90後”沒有父輩的那一種愛國心、感恩心或優越感，他們從未被中國大陸人包容（愛）過，反而從懂事起就親身體會了自己越來越被大陸人排斥（恨）的感受。現在大家同樣是“港燦”，父輩叫過別人“阿燦”，而“90後”從未叫過別人“阿燦”，這種巨大的反差或心理不平衡，使“90後”産生了只有恨而沒有愛的、仿佛被大陸人排斥（恨）到走投無路的感覺。
而更嚴重的問題是，香港人在求取《香港基本法》承諾給予香港民主真普選的過程中，偏偏中國人大常委會設置了法律解釋障礙，而導致香港民主政改的胎死腹中。于是乎，從七歲懂事起就承受著越來越嚴重的被大陸人排斥（恨）的“90後”，就自發地組織起來，實行街頭抗爭運動，並提出香港獨立的強硬反抗訴求。
如果中共能給予香港民主真普選，香港人還會搞“占中”運動嗎？在“占中”運動失敗後還會搞“魚蛋革命”嗎？在“魚蛋革命”失敗後還會搞“民族自決”即“港獨”嗎？相信都不會搞了吧！
由此可見，愈專制只會愈恐懼，愈恐懼只會愈分裂。
而分裂有兩種形式：一種形式是逃跑型的移民運動（個體分裂運動）；另一種形式是反抗型的獨立運動（國體分裂運動）。
2016年7月28日星期四
2016年7月18日星期一
司馬遼：黨管思想消滅契約精神——無發達
中國自1911年推翻君主專制至今的105年曆史中，真正實行思想自由（宗教、媒體和教育的三大自由）的時間，實質上只有民國時期的那38年（1911-1949年），其余那67年（1949-2016年）都是無思想自由（無宗教、媒體和教育的三大自由）。
自從1949年中共利用外國暴力和使用內戰暴力奪取政權後，它在政治上不但實行壟斷式的一黨專制，而且在思想上同樣實行壟斷式的黨管思想（黨管宗教、媒體和教育）。這種從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實行黨壟斷的雙壟斷，在中國曆史上是首創，在世界曆史中也極爲罕見。
爲何說黨管思想（黨管宗教、媒體和教育），就會消滅契約精神呢？
因爲：
一，容易導致執政黨首先消滅了契約精神。比如，當黨出現違憲行爲時，正常情況下法律學者必定通過媒體及時指出黨已經違憲，讓不懂憲法的廣大公民知悉，然後才能施加更大壓力糾正黨的錯誤。但由于黨管思想（黨管宗教、媒體和教育），黨往往會把自己違憲的行爲隱瞞而不准在媒體上公開報導，造成絕大多數公民根本不知黨已違憲。隨著執政黨違憲時間的不斷延長，糾正錯誤的難度就會因爲積重難返而不斷加大。當黨的違憲行爲成爲陋習而永遠無法回到正常的憲法軌道上時，黨就變成了帶頭消滅契約精神的罪人（違憲是第一大罪）。
二，當作爲治者的執政黨因違憲而帶頭消滅了契約精神，那麽當被治者有樣學樣也放棄契約精神時，比如不遵紀守法時，治者也不好意思、或不能理直氣壯地去糾正錯誤了。于是乎，全民的契約精神慢慢就全被消滅，只剩下個別好打不平的“傻瓜”才會講契約精神，才會冒著生命危險去要求治者拿出一點契約精神去遵守憲法。
所以，黨管思想（黨管宗教、媒體和教育），是會慢慢地不知不覺地消滅契約精神的。成長于民國的那一代人，常挂在他們嘴邊的那一句“牙齒當金使”的口頭禅，如今已無人說了。也就是說，信用已不值錢了。（注：“牙齒當金使”的意思就是說，不要輕易啓齒，而一旦啓齒說話，每句話都要像金子一樣貴重。意思同成語“一諾千金”。）
一個國家如果全民都把契約精神消滅了，那麽這個國家就很難實行法治。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實行法治，那麽也很難實行民主真普選。
點算一下當今民主真普選能夠成功實現的國家，絕大多數都是基督教國家。爲何會這樣？就是因爲基督教國家最具備契約精神。
爲何基督教國家最具備契約精神？因爲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新教）最多約，而且訂立這些約的曆史時間最長。比如，基督教不但以《聖經•舊約》（三千三百年前神與人訂立的約）爲經典，而且還以《聖經•新約》（二千年前耶稣代表人與神訂立的約）爲經典。
聖經（包括舊約和新約）的內容，就是上帝與人所立的聖約的內容。考究舊、新兩約所記的神與人立約的關系，前後計有八個重要的聖約，藉以顯示上帝與人之關系，並定下得救之恩許。其中前四約是記在創世記之內，即：1.伊甸園之約，2.亞當之約，3.挪亞之約，4.亞伯拉罕之約。此四約乃爲其余後四約之基礎，就是5.摩西之約，6.帕勒斯坦之約，7.大衛之約，8.新約（聖經）。全部聖經（舊約和新約）包括在此八個聖約之內，是以聖經有稱爲約書或聖約之名。而且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些聖約曆經兩三千年的曆史，依舊被基督教徒遵守著。
正是由于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新教）訂立了最多神與人的約、以及訂立神與人的約的曆史時間最長，所以他們具備了超凡的守信精神。
而在奴隸社會末期和封建社會初期伴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的分離，人類社會就步入了商品社會。而基督教徒在商品社會中很容易把這種不平等的神與人的約，轉化爲：1.平等的人與人的契約（商業合同等）；2.民與官的或限制政府權力的契約（法律或憲法等）；3.其余條約型的等等契約。從而形成根深蒂固的契約精神，並發展爲西方文明社會的主流精神——即自由、平等和守信的精神。
目前人類社會所經曆的社會模式都無法脫離商品社會，也就是說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共同點就是——它們都是商品社會。在這三個同屬商品社會的社會模式中，如今最發達的只有資本主義的社會模式，而當中更發達的是民主法治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模式，而且它們大多數都是基督教國家，這充分說明了契約精神——即自由、平等和守信的精神是民主法治尤其是發達的基本條件。
反觀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在黨管思想（黨管宗教、媒體和教育）的精神高壓下，恰好相反是要消滅契約精神——即消滅自由、平等和守信的精神，這樣中國就根本不可能成爲法治、或更進一步地成爲民主法治的發達國家了。
因此，道理明擺著，中國要實現法治或民主法治，或更直白地說要發達，就必須首先立法禁止黨管思想（黨管宗教、媒體和教育）。不能做到這一點，中國就永遠停步于發展中國家的行列，不能前進到發達國家行列，中國夢也只能是黃粱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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