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遼：黨管思想消滅契約精神——無發達

中國自1911年推翻君主專制至今的105年曆史中，真正實行思想自由（宗教、媒體和教育的三大自由）的時間，實質上只有民國時期的那38年（1911-1949年），其余那67年（1949-2016年）都是無思想自由（無宗教、媒體和教育的三大自由）。

自從1949年中共利用外國暴力和使用內戰暴力奪取政權後，它在政治上不但實行壟斷式的一黨專制，而且在思想上同樣實行壟斷式的黨管思想（黨管宗教、媒體和教育）。這種從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實行黨壟斷的雙壟斷，在中國曆史上是首創，在世界曆史中也極爲罕見。

爲何說黨管思想（黨管宗教、媒體和教育），就會消滅契約精神呢？

因爲：

一，容易導致執政黨首先消滅了契約精神。比如，當黨出現違憲行爲時，正常情況下法律學者必定通過媒體及時指出黨已經違憲，讓不懂憲法的廣大公民知悉，然後才能施加更大壓力糾正黨的錯誤。但由于黨管思想（黨管宗教、媒體和教育），黨往往會把自己違憲的行爲隱瞞而不准在媒體上公開報導，造成絕大多數公民根本不知黨已違憲。隨著執政黨違憲時間的不斷延長，糾正錯誤的難度就會因爲積重難返而不斷加大。當黨的違憲行爲成爲陋習而永遠無法回到正常的憲法軌道上時，黨就變成了帶頭消滅契約精神的罪人（違憲是第一大罪）。

二，當作爲治者的執政黨因違憲而帶頭消滅了契約精神，那麽當被治者有樣學樣也放棄契約精神時，比如不遵紀守法時，治者也不好意思、或不能理直氣壯地去糾正錯誤了。于是乎，全民的契約精神慢慢就全被消滅，只剩下個別好打不平的“傻瓜”才會講契約精神，才會冒著生命危險去要求治者拿出一點契約精神去遵守憲法。

所以，黨管思想（黨管宗教、媒體和教育），是會慢慢地不知不覺地消滅契約精神的。成長于民國的那一代人，常挂在他們嘴邊的那一句“牙齒當金使”的口頭禅，如今已無人說了。也就是說，信用已不值錢了。（注：“牙齒當金使”的意思就是說，不要輕易啓齒，而一旦啓齒說話，每句話都要像金子一樣貴重。意思同成語“一諾千金”。）

一個國家如果全民都把契約精神消滅了，那麽這個國家就很難實行法治。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實行法治，那麽也很難實行民主真普選。

點算一下當今民主真普選能夠成功實現的國家，絕大多數都是基督教國家。爲何會這樣？就是因爲基督教國家最具備契約精神。

爲何基督教國家最具備契約精神？因爲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新教）最多約，而且訂立這些約的曆史時間最長。比如，基督教不但以《聖經•舊約》（三千三百年前神與人訂立的約）爲經典，而且還以《聖經•新約》（二千年前耶稣代表人與神訂立的約）爲經典。

聖經（包括舊約和新約）的內容，就是上帝與人所立的聖約的內容。考究舊、新兩約所記的神與人立約的關系，前後計有八個重要的聖約，藉以顯示上帝與人之關系，並定下得救之恩許。其中前四約是記在創世記之內，即：1.伊甸園之約，2.亞當之約，3.挪亞之約，4.亞伯拉罕之約。此四約乃爲其余後四約之基礎，就是5.摩西之約，6.帕勒斯坦之約，7.大衛之約，8.新約（聖經）。全部聖經（舊約和新約）包括在此八個聖約之內，是以聖經有稱爲約書或聖約之名。而且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些聖約曆經兩三千年的曆史，依舊被基督教徒遵守著。

正是由于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和基督新教）訂立了最多神與人的約、以及訂立神與人的約的曆史時間最長，所以他們具備了超凡的守信精神。

而在奴隸社會末期和封建社會初期伴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的分離，人類社會就步入了商品社會。而基督教徒在商品社會中很容易把這種不平等的神與人的約，轉化爲：1.平等的人與人的契約（商業合同等）；2.民與官的或限制政府權力的契約（法律或憲法等）；3.其余條約型的等等契約。從而形成根深蒂固的契約精神，並發展爲西方文明社會的主流精神——即自由、平等和守信的精神。

目前人類社會所經曆的社會模式都無法脫離商品社會，也就是說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共同點就是——它們都是商品社會。在這三個同屬商品社會的社會模式中，如今最發達的只有資本主義的社會模式，而當中更發達的是民主法治的資本主義的社會模式，而且它們大多數都是基督教國家，這充分說明了契約精神——即自由、平等和守信的精神是民主法治尤其是發達的基本條件。

反觀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在黨管思想（黨管宗教、媒體和教育）的精神高壓下，恰好相反是要消滅契約精神——即消滅自由、平等和守信的精神，這樣中國就根本不可能成爲法治、或更進一步地成爲民主法治的發達國家了。

因此，道理明擺著，中國要實現法治或民主法治，或更直白地說要發達，就必須首先立法禁止黨管思想（黨管宗教、媒體和教育）。不能做到這一點，中國就永遠停步于發展中國家的行列，不能前進到發達國家行列，中國夢也只能是黃粱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