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遼：莫把共識當門磚

其實，在中國，民主早已達成共識。不管在清朝末年的清皇室君主立憲派，還是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孫文革命党，或是民國時期各個政黨派別包括北洋軍政府、國民黨政府以及後來用暴力推翻中華民國的共產黨政府，無一例外地都認同民主是一個好東西，誰也不會說民主是反動的壞東西。

儘管各路政治精英都有這一個民主是好東西的共識，但為何中國遲遲未能實現民主真普選呢？就算是香港這個高度法治化的特別行政區而中共都不讓她實現民主真普選呢？

這是因為各路政治精英，都把共識當成政治仕途的敲門磚了，他們敲開了升官發財的大門就把敲門磚扔掉了。說得直白一點的不好聽，就是各路政治精英在野時或在朝遇到危機時，為了獲得廣泛民意支持都在拼命地高叫民主口號，當打著民主的旗號奪取了或鞏固了政權之後，就不想放棄獲得的在朝執政的巨大利益了，不再想實行民主真普選之後的從零開始的競選執政權了，於是最好最自私的辦法就是把民主進程放緩甚至截停，繼續延續已經實行了二千多年的專制制度，從而輕鬆又安全地保護了自己的既得利益。

可見民主真普選只對被治者有利，對統治者是大大的不利。凡是統治者都害怕民主真普選，只有被治者才喜歡民主真普選。於是乎，一個人隨著地位的不同，隨著從被治者的地位轉變為統治者的地位，其對民主真普選的態度也會不同。就算一個在野時狂熱推動民主真普選的人，當其一旦成為統治者也會立即成為反對民主真普選的人。

因此，一個國家能否實現民主真普選，好在乎這個國家的國民有沒有平等和誠信的觀念，以及統治者有沒有大公無私的信仰道德。而要把民主真普選維持下去，還要看國民是否有法治精神。

中華民國在臺灣之所以能夠實現民主真普選，就是因為當時的統治者蔣經國、李登輝都具有一定程度大公無私的信仰道德。畢竟他倆都曾經是共產黨員，都受過共產主義的大公無私的洗腦式教化。比如前蘇聯和東歐也是較快和較順利地實現了民主真普選，這都與他們當時的統治者具備了一定程度大公無私的信仰道德有關，況且蘇東原本都是基督教國家，因此還具備了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平等觀念和厭惡欺騙的條件，所以說變天就馬上變天了，誰也想不到會出現如此突然間發生的變天。

由專制變成民主真普選，就相等于壯士解腕，對於執政黨來說那一種痛苦是極其難受的，蘇東民主化就令當地執政的共產黨一敗塗地，而臺灣民主化同樣令執政的國民黨幾乎一蹶不振。不過壯士解腕的痛苦都是短暫的一次性的，而且是國家重生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痛苦過後國家必定更健康更強壯，國民所受的恐懼也會更少。

而香港特別行政區之所以不能實現基本法規定的民主真普選，主要是由於中共在向錢看的所謂經濟改革大潮流中，已經變得越來越自私自利和貪污腐敗了，完全失去了共產主義那一種大公無私的精神，所以不但自己大陸不能實現民主真普選，而且連大陸統治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也不能實現民主真普選。

現在回顧歷史，翻看著毛澤東和共產黨當年為了上臺執政或推翻中華民國，在新華日報（1938年1月11日－1947年2月28日由中共主辦的大型機關報）上拼命鼓吹民主真普選理念的一大堆精闢社論文章，實在讓人不勝唏噓。如果毛澤東遵守自己文章所說和1950年制訂的《共同綱領》的民主真普選承諾，中國大陸早就實現民主真普選了。現在大陸與海外的民主派所寫的民主文章，與當年毛澤東和共產黨所寫的民主社論文章何其相似啊，簡直分不出是相隔70餘年的不同時代的人所寫的文章，仿佛歷史在重演著1940年代。

也就是說，大陸的民主進程仿佛還停留在1940年代，當年毛澤東和共產黨所寫的鼓吹民主真普選理念的一大堆精闢社論文章，以及共產黨主持制訂的《共同綱領》，都只不過是中共政治仕途的敲門磚而已，中共一旦上臺執政就把敲門磚扔掉了，而且中共執政中國大陸六十六年來，半點民主的進步都沒有，相反連當年的中華民國也不如。當年執政的國民黨起碼能讓在野的共產黨主辦自己的機關報，現在執政的共產黨能讓國民黨或其它民主黨派主辦自己的機關報嗎？

所以，中國大陸要實現民主真普選，各路政治精英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不要再步那些過去式的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前輩的後塵，就是莫把共識當門磚。不要打著民主的旗號上臺執政後，就把實現民主真普選的承諾變成無恥下流的吹牛或惡性欺騙了。而是應該向華盛頓學習，遵守自己的承諾，只當兩任總統而不當世襲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