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书商桂民海等四人涉非法经营被捕

铜锣湾书店事件出现新进展。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失踪香港书商桂民海涉嫌非法经营罪被解回再审，而另外三名书商则因认罪态度较好，有机会取保候审并在近日返港。
    
    

（图片来源：DPA）
  
    大陆官方媒体澎湃新闻社周日（2月28日）深夜发表一篇长篇报道引述办案机关指出，香港失踪书商桂民海（中国媒体称桂敏海）2015年10月前往中国，就11年前的车祸肇事潜逃一案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在收监期间，桂敏海被发现涉非法经营罪的线索，被公安机关解回再审。
  
    自去年10月以来，香港铜锣湾书店总共有5人失踪，分别为桂民海、李波、吕波、林荣基和张志平。中国当局在二月初已证实，他们在大陆接受犯罪调查。该书店曾经发行大量针对大陆的批评性政治类书籍。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网周一清晨也报道称，桂民海为牟取非法利益，指使公司总经理吕波、下属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等人，在明知书籍未取得新闻出版部门发行许可的情况下，以对书籍封面进行伪装的方式，躲避海关检查，通过邮寄方式大肆向大陆境内销售。
  
    报道还引述警方称，2014年10月以来，铜锣湾书店共向内地380名购书人邮寄书籍4000余册，涉及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
  
    香港书商失踪案引发香港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质疑。
  
    环球网的报道详述了持有瑞典国籍的桂民海11年前酒驾肇事后，"伪造身份复印件骗领中国驾照"并潜逃出境的过程。文章还介绍，吕波供述称是在桂民海指使下在内地银行开户，收取内地顾客的书款；而林荣基和张志平也分别供述了通过网络向内地销售书籍的流程。报道称，瑞典使领馆已派人对桂民海进行了领事探视。

三人有望于近日返港
  
    凤凰卫视周日晚间播放了长达近5分钟的最新采访视频。视频中，穿着灰色上衣的桂民海面无表情地表示："这种方式，没有经过中国有关部门的批准是违反中国法律的，所以我们几次商量、研究规避中国官方检查的方式，其中包括更换书籍封面，用深色尼龙袋包装书籍，来逃避安检X光检测。"他还在视频中交待了自己伪造身份证明的经过。
  
    凤凰卫视还播出了书店总经理助理张志平、总经理吕波和书店店长林荣基的自白画面。这是三人失踪后首次现身。张志平承认协助桂民海非法经营，并表示"自愿接受法律对我的处罚，我真正的悔过了" 。吕波在视频中指桂民海经常抄袭他人作品，当原创者发现后，他就百般抵赖。林荣基则表示，桂民海所写书籍都是胡乱编造，从网路下载或从杂志拼凑出来的，对社会造成很多谣言和不良影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愿意接受处罚" 。
  
    澎湃社在其报道中引述办案民警表示，林荣基、吕波、张志平"认罪态度较好，有机会获取保候审，有望在近日返回香港"。而报道只提及李波去年自愿回内地配合桂民海案调查，指证其涉嫌犯罪，并未交待李波处境。
  
    桂民海去年10月在泰国巴达雅的住处失踪，另外三人则是在中国大陆失去下落。1月17日晚间，央视播出桂民海"忏悔"的短片，他表示自己返回中国 "是来承担法律责任的"。而拥有英国籍的65岁李波是12月30日在香港消失无踪，许多人猜测他是遭中国在港的安全特务绑架，并对北京所承诺的"一国两制"提出质疑。
  
    欧洲议会已呼吁中方立即释放五名香港书商。英国、美国和瑞典官员也对此事表示高度关注。(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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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遼：專制＝偏心＝仇恨

在壹個多子女的家庭中，如果父母偏心某壹個兒女，那麽其余兒女都會對父母和該兒女有意見、有不滿、甚至會有仇恨。

在壹個多運動員（隊）競爭的體育競賽中，如果裁判偏心某壹個運動員（隊），那麽其余運動員（隊）都會對裁判和該運動員（隊）有意見、有不滿、甚至會有仇恨。

在壹個多民族的國家中，如果國家偏心某壹個民族，那麽其余民族都會對國家和該民族有意見、有不滿、甚至會有仇恨。

在壹個多宗教的國家中，如果國家偏心某壹個宗教，那麽其余宗教都會對國家和該宗教有意見、有不滿、甚至會有仇恨。

在壹個多媒體的國家中，如果國家偏心某壹個媒體，那麽其余媒體都會對國家和該媒體有意見、有不滿、甚至會有仇恨。

在壹個多學校的國家中，如果國家偏心某壹個學校，那麽其余學校都會對國家和該學校有意見、有不滿、甚至會有仇恨。

在壹個多政黨的國家中，如果國家偏心某壹個政黨，那麽其余政黨都會對國家和該政黨有意見、有不滿、甚至會有仇恨。

可見，偏心眼，是仇恨的根源。因此，要消滅仇恨，就要徹底消滅偏心眼。

而專制，必然就是偏心眼。因為民主協商、妥協、讓步、寧縱勿枉、公義、司法獨立、財產公示、公平競爭等等這些調解糾紛化解矛盾的和平手段，以及憲法規定的可用來表達不滿的公民政治權利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在專制制度下都是希罕到難見蹤影的。這使得偏心眼得以縱容放大，而被偏心眼傷害的人，卻沒有合法渠道投訴和抵抗。

比如壹黨專制就是最明顯最廣泛的國家偏心眼，也產生了最多最廣的仇恨。而為了防範這眾多仇恨產生的眾多復仇反抗，國家只能采用不但在政黨政治中對該黨偏心眼，而且還要在全方位的各行各業都要對該黨偏心眼，這樣才能保護到該黨不被仇恨的汪洋淹殺，同時也使該黨有超能力反過來保護對它偏心的國家制度。而在中國的現實生活中就是如此，中共在1954年憲法、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的條文中以及1982憲法的序言中，都越來越明顯地確立了中共的絕對領導地位——實質就是壹黨專制。

當今中共《憲法》序言中，是這樣規定中共的壹黨專制：“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

自從中共《憲法》確立了壹黨專制的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之後，該黨的安全是有保障了，該國的安全也有保障了，但偏心眼就泛濫成災了，所有的權力、知識、財富都向該黨傾斜集中了，從而產生了壹個黨國壹體的專制巨無霸。但與此同時，發泄仇恨的群體性抗爭運動，也在全國各地風起雲湧，以至於中國大陸的維穩經費大於軍費，政府工作人員占人口比例也不斷創出歷史新高。

由於所有的權力、知識、財富都集中在壹黨手上，於是乎，該國人民要向上爬，就不能首先通過公平競爭直接獲取權力、知識、財富而向上爬，必須先入黨，如果妳不入黨，那麽權力、知識、財富的邊妳都別想碰。因此，該國人民要向上爬，得首先跨過壹個門檻，這個門檻就是首先妳要加入該黨，使妳成為這個專制巨無霸的壹份子，然後妳才有機會通過鬥爭或巧取豪奪的手段去獲取權力、知識、財富。當妳獲得權力、知識、財富之後，妳才能向上爬。

這個“入黨為先”的規則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壹個最重要的潛規則。中共《憲法》從未說過入黨才可以升官發財，相反中共《憲法》第二條還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壹切權力屬於人民。”但實質上，卻只有人民之中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才可以升官發財，單是做人民群眾妳是永遠得不到權力、知識、財富的。所以說，入黨才可以升官發財是壹個潛規則，而被中共洗腦忽悠的廣大愚民，是看不見這個潛規則的。

但紙包不住火，隨著越來越多明眼人看到入黨才可以升官發財這壹個潛規則之後，於是就有越來越的人民群眾申請加入共產黨。畢竟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早已經成為人們的常識。因此，自從中共《憲法》從1954年確立壹黨專制之後，就有越來越人要求加入共產黨，這當中的確有些人是為了共產主義理想才申請入黨，但大多數人都是為了獲得權力、知識、財富而向上爬。

由於中共並不想把共產黨變成全民黨，因為這樣做就使壹黨專制失去制造特殊階層的效用了，因此中共就不斷提高入黨的門檻，凡是申請加入中共的人，都要先接受壹段時間考驗，考驗合格後才讓妳加入該黨。壹旦加入了該黨，就是中共讓妳跨過這個向上爬的門檻了，之後妳才有資格通過鬥爭或巧取豪奪的手段，去獲取平民無機會獲取的權力、知識、財富。

下面列舉壹些中共黨員人數在關鍵歷史時期的增長數據，然後再做分析：

第壹次國共合作，從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歷時三年半。中共黨員由1923年6月（三大）的432人，增加到1927年4月（五大）的5萬7000人，增長了131倍。

第二次國共合作，從1937年9月23日（蔣介石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起至1947年3月24日（中國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結束日）止，歷時九年半。中共黨員由1937年年初的4萬人，增加到1947年12月的270萬人，增長了66.5倍。

1949年9月29日（通過了只字不提共產黨的臨時憲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宣告中共建政）：                 449萬

1954年（壹黨專制《憲法》於9月20日頒布）：650萬（5年只增長45％）

1959年夏季                               1350萬（5年翻壹番）

1973年8月                               2800萬（14年翻壹番）

1996年年底                               5700萬（23年翻壹番）

2014年年底                               8779萬（18年增長了54％）

分析以上數據得知，中共黨員增長速度最快的三個歷史時期分別是：

1.第壹次國共合作時期（三年半增長了131倍）；

2.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九年半增長了66.5倍）；

3.壹黨專制《憲法》1954年9月頒布後頭五年時期（5年翻壹番）。

可見，在國共合作執政時期，是中共黨員人數增長率最高的時期（可能與來者不拒的招募窮人黨員政策有關）；而到中共建政後至尚未確定壹黨專制前（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的這5年，中共黨員人數增長率並不高（5年只增長45％）；但到1954年9月壹黨專制《憲法》頒布後，中共黨員人數增長率就急速拉升為5年翻壹番了。之後中共不斷增加入黨難度，翻壹番的時間就不斷延長為14年和23年。

但中共建黨90余年，打走國民黨單獨執政60余年，並沒有解放全中國人民而是只解放了共產黨自己。因為具備向上爬希望的就只有八千八百多萬的中共黨員，而其余那十二億幾千萬平民百姓就只得過看字，對於他們這些政治面目是群眾的人來說，向上爬是想都不敢想啊。而從壹些統計數據中，也證明了只有中共黨員或中共高幹子弟，才能獲取權力、知識、財富。

權力就不用說了，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等等的這些國家權力，早已經全部由中共壟斷掌控。

至於知識，在文教衛生科研機構等等文化知識領域都由中共黨支部領導了，雖然沒有中共黨員壟斷掌控了多少文化知識的全面統計數據，但根據中共黨員的職業構成也可以大概推測出中共黨員壟斷掌控了多少文化知識。

比如在1922年中共二大時工人黨員21名，占黨員總數的10.7％，三大時占37.9％，到1926年11月已達60％。1927年五大前後，黨員有5萬7967人，其中工人成分占50.8％，農民占18.7％。

1928年6月中共黨員發展到13萬0194人，其中工人占10.9％，農民占76.6％。1929年工人黨員降為7％，1930年7月降為5.5％，1930年9月下降為1.6％。工人黨員較少的狀況在中共建政後又得到改變，截止到1953年，636.9萬名黨員中，工礦企業工人從1950年的32萬余人增加到66.6萬余人，增幅達108％，占黨員總數的10％。

這說明在第壹次國共合作時期仍至到中共建政，甚至到1982年前，作為無產階級的工人農民成分在中共黨內占比都高達70％以上，而當時的工人農民幾乎大部分是文盲或低學歷者，再加上黨員中具有相當比例的軍人也多是學歷較低，因此1982年前的中共黨員掌控不了多少文化知識（中共至今不敢公布當年黨員的學歷情況），更沒有達到壟斷的地步（這可能就是中共頻繁犯錯誤的原因之壹）。

直到1982年，黨章修改，黨員資格條件做出調整，知識分子才得以和工農、革命軍人並列具備了申請入黨的資格。到2002年則將“其他革命分子”改為“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才使以工農兵為主體的黨員構成被打破。這實質說明了壹個問題，即中共從1982年才開始重視文化知識，並逐步壟斷掌控了文化知識力量。

到2009年底，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黨員2583.3萬名，占黨員總數的比例已上升到34.0％。到2014年底，雖然黨員職業構成中的農牧魚民占比依然為最高比例的29.5％，而工人占比也有8.4％，但大專及以上學歷的黨員依然有3775.5萬名，占黨員總數比例又上升到43.0％。而在全國範圍內的學歷情況，2015年3月大專及以上學歷占全國人只比例僅為10.6％。雖然中共黨員的學歷存在水份，因為中共黨校考試放水為許多黨員幹部發放假文憑已成為公開的秘密，而教育腐敗也為黨員幹部輕易獲取文憑開了綠燈，但都不能否認中共黨員已經全面壟斷掌控了文化知識。

至於財富，就更是非中共黨員壟斷掌控莫屬了。比如在中國大陸國內生產總值中，由中共壟斷掌控的公有制經濟所占的比例，1978年為99.1%。就算改革開放後允許私營經濟存在，由中共壟斷掌控的公有經濟所占的比例，在2012年年底依然高達55.78%。

而在私有財產方面，早在2006年網絡上就盛傳90％以上的億萬富翁都是高幹子弟。比如《世界經理人》引述報告披露：至2006年3月底，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五千萬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壹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過壹億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擁有資產2萬0450億元。

到2015年12月20日，官方終於承認中國90%以上億萬富豪是中共高幹子女。由中國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部門推出壹份調查報告披露：中國的億萬富豪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高幹子女，其中有2900多名高幹子女，共擁有資產二萬多億。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5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基本上都是高幹子弟。

所以，不管是公有經濟或私有經濟的財富，都是由中共黨員壟斷掌控了。

通過以上對權力、知識、財富的數據分析，可以清晰看見，正是由於國家偏心中共，憲法規定壹黨專制，才使中共壟斷掌控了中國大陸幾乎全部的權力、知識、財富。而這壹個後果又造成另壹個後果，就是造成人民群眾瘋擁要求加入共產黨。比如，2008年全國申請入黨總人數為1944.9萬人，而當中只有14％即280.7萬人被批淮入黨。到2014年入黨更加困難了，全國申請入黨總人數為2181.5萬人，而當中只有9.4％即205.7萬人被批淮入黨。

雖然中共不斷加大入黨難度以阻截或推遲全民黨的產生，但在利欲熏心的驅動下黨員增長率依然是很高的。下面再對比壹下黨員增長率與全國人口增長率的情況：以中共建國初全國總人口約5.42億為基數，按2009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3.21億人估算，60年來全國人口年均增長1298萬人，增長率為2.4％。黨員的發展以1949年449萬名黨員為基數，至2009年增長到7593.1萬人，60年來黨員人數年均增長119萬人，增長率約為26.5％。黨員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也從1949年的0.83％，增長到2009年的5.75％，到2016年已增長到接近7％。

但只要中共壹天不改變為全民黨，或壹天不回復為中華民國多黨競爭的民主憲政，那麽中共黨員就壹天又壹天地繼續成為壹個特殊階級，並受到那占全國總人口94％的非中共黨員的人仇視。而且說不定哪壹天，這些仇視的目光，就會轉變為憤怒的復仇行動。

王毅罕见提台湾宪法 当局对台政策或大转变

【大纪元2016年02月27日讯】在台湾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即将就任，各方都关注习近平当局如何与民进党政府互动之际，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访美演讲时罕有未提“九二共识”，并破天荒提及台湾《宪法》。有分析称，王毅释放当局对台政策新信号，是“重大突破”。

王毅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时说，“期待到那时候（5月20日），台湾新的执政者会以自己的方式，来表明愿意接受他们自己《宪法》所规定的‘大陆、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王毅说，她既然是按照“他们的宪政”选出来的，就不能违反他们《宪法》的规定，“‘他们的《宪法》’规定‘大陆和台湾是一个国家’，是非常清楚的。”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将于今年5月20日就职总统，因她没有明确接受以“一中各表”为主旨的“九二共识”，令外界高度关注她上台后的两岸关系。

王毅没有直接提及蔡英文，也未提“中华民国”等字眼，但台媒注意到，在大陆高官中，王毅公开谈论两岸关系时首度提及台湾《宪法》，也罕见地未提“九二共识”，他所说的“他们的《宪法》”无疑是指《中华民国宪法》。

对王毅的罕见说法，有媒体还评论称“王毅释放北京对台政策新信号”，是“重大突破”。

美国在台协会前处长包道格说：“我的解读是北京已经默许并接受了蔡英文的说法，我认为他们（大陆）明显理解到蔡说法的重要性，也知道这可能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了。”

王毅有关台湾宪法及宪政的讲话，在台湾也引发极大反响，台湾朝野、舆论、学界及蓝绿阵营都在解读其含义。

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五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王毅的说法是“过去他们从来没提过”的，如今中国大陆能够面对“中华民国的宪法”，台湾政府对此“乐观其成”。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童振源26日发表评论说，王毅的讲话显示中国大陆正在调整态度，为“与民进党建立政治互动的新基础”提供了“可协商的空间”。

他说，王毅愿意公开提台湾的“宪法”与“宪政”，表示中国大陆“可以接受中华民国宪法对两岸关系的定位与规范”，相当程度上表达了适当模糊空间的善意。

此外，童振源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王毅提到台湾执政者经由“他们的宪政”选举出来，更“隐含是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对于这种善意，民进党也应“依据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妥善做出回应，让两岸和解的道路更加宽广。

广州政法委原书记吴沙被开党籍 伪造假身份证赌博

    

（吴沙。资料图片）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月26日引广东省纪委消息：日前，经广东省委同意，广东省纪委对广州市委原常委、市政法委原书记吴沙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吴沙在任职期间，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不向组织报告个人去向；严重违反廉洁纪律，收受或纵容配偶、子女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务的宴请和娱乐安排；严重违反生活纪律，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进行权色、钱色交易；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伪造和使用虚假身份证件，进行赌博。其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纪，其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等问题涉嫌犯罪。
  
    吴沙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审议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吴沙开除党籍处分；取消其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吴沙简历
  
    男，1955年9月生，湖北武汉人，汉族，1972年12月参加工作，198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学历研究生（四川省社科院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法学硕士，高级工程师。
    1972年12月后，湖南省衡阳铁路分局职工；
    1977年12月后，湖南省衡阳市公安局六科干部；
    1980年4月后，湖南省公安厅一处干部；
    1984年9月后，广州市公安局一处六科干部（其间：1985年9月至1988年7月在广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大专班学习；1988年9月至1991年7月在四川省社科院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
    1991年11月后，任广州市公安局一处政工办副主任；
    1992年11月后，任广州市公安局一处九科科长；
    1993年3月后，任广州市公安局一处处长助理；
    1994年8月后，任广州市公安局一处副处长；
    1996年7月后，任广州市公安局一处处长；
    1997年10月后，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助理、一处处长（其间：1998年1月至1999年1月挂任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副局长）；
    1999年1月后，任广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局长助理、一处处长；
    1999年8月后，任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党委委员（其间：1999年9月至12月在广州市委党校处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学习；2000年4月被评定为侦察技术高级工程师）；
    2003年3月后，任广州市番禺区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党委书记、局长；
    2004年7月后，任广州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市正局级）；
    2005年9月后，任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
    2006年12月后，任广州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
    2012年2月后，任广州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
    广州市第八、九次党代会代表；广州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2015年11月8日，广州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沙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中国社会经济状况报告：证明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形成

    
     据2015年8月，一份来自官方的调查报告，证明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近日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出炉一份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较详细的披露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收入。主要有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卷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85%——90%都是高干子女，已经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三千高干子女拥有资产两万亿。《报告》披露：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资产（不包括境外和外国的资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这超过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他们的其父包括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副主任、政协主席和省长等。这个《报告》让人立刻明白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奥秘，首先就是让他们高干及其子女先富起来。引于2006年世界银行的报告说：中国0、4%的人口掌握着全国70%的财富。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全国60%的财富。据有关人士透露“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及家庭财产调查》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干部和官僚特权阶层，他们的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25倍，是工农人均收入的85倍。材料显示：中国500个特权家庭加上他们的子孙、亲友和身边人员5000万人，垄断着整个中国。”这些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是极其黑暗，打着共产党的旗号的修正主义集团早已超过当年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了。 

司馬遼：莫把共識當門磚

其實，在中國，民主早已達成共識。不管在清朝末年的清皇室君主立憲派，還是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孫文革命党，或是民國時期各個政黨派別包括北洋軍政府、國民黨政府以及後來用暴力推翻中華民國的共產黨政府，無一例外地都認同民主是一個好東西，誰也不會說民主是反動的壞東西。

儘管各路政治精英都有這一個民主是好東西的共識，但為何中國遲遲未能實現民主真普選呢？就算是香港這個高度法治化的特別行政區而中共都不讓她實現民主真普選呢？

這是因為各路政治精英，都把共識當成政治仕途的敲門磚了，他們敲開了升官發財的大門就把敲門磚扔掉了。說得直白一點的不好聽，就是各路政治精英在野時或在朝遇到危機時，為了獲得廣泛民意支持都在拼命地高叫民主口號，當打著民主的旗號奪取了或鞏固了政權之後，就不想放棄獲得的在朝執政的巨大利益了，不再想實行民主真普選之後的從零開始的競選執政權了，於是最好最自私的辦法就是把民主進程放緩甚至截停，繼續延續已經實行了二千多年的專制制度，從而輕鬆又安全地保護了自己的既得利益。

可見民主真普選只對被治者有利，對統治者是大大的不利。凡是統治者都害怕民主真普選，只有被治者才喜歡民主真普選。於是乎，一個人隨著地位的不同，隨著從被治者的地位轉變為統治者的地位，其對民主真普選的態度也會不同。就算一個在野時狂熱推動民主真普選的人，當其一旦成為統治者也會立即成為反對民主真普選的人。

因此，一個國家能否實現民主真普選，好在乎這個國家的國民有沒有平等和誠信的觀念，以及統治者有沒有大公無私的信仰道德。而要把民主真普選維持下去，還要看國民是否有法治精神。

中華民國在臺灣之所以能夠實現民主真普選，就是因為當時的統治者蔣經國、李登輝都具有一定程度大公無私的信仰道德。畢竟他倆都曾經是共產黨員，都受過共產主義的大公無私的洗腦式教化。比如前蘇聯和東歐也是較快和較順利地實現了民主真普選，這都與他們當時的統治者具備了一定程度大公無私的信仰道德有關，況且蘇東原本都是基督教國家，因此還具備了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平等觀念和厭惡欺騙的條件，所以說變天就馬上變天了，誰也想不到會出現如此突然間發生的變天。

由專制變成民主真普選，就相等于壯士解腕，對於執政黨來說那一種痛苦是極其難受的，蘇東民主化就令當地執政的共產黨一敗塗地，而臺灣民主化同樣令執政的國民黨幾乎一蹶不振。不過壯士解腕的痛苦都是短暫的一次性的，而且是國家重生所必須付出的代價，痛苦過後國家必定更健康更強壯，國民所受的恐懼也會更少。

而香港特別行政區之所以不能實現基本法規定的民主真普選，主要是由於中共在向錢看的所謂經濟改革大潮流中，已經變得越來越自私自利和貪污腐敗了，完全失去了共產主義那一種大公無私的精神，所以不但自己大陸不能實現民主真普選，而且連大陸統治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也不能實現民主真普選。

現在回顧歷史，翻看著毛澤東和共產黨當年為了上臺執政或推翻中華民國，在新華日報（1938年1月11日－1947年2月28日由中共主辦的大型機關報）上拼命鼓吹民主真普選理念的一大堆精闢社論文章，實在讓人不勝唏噓。如果毛澤東遵守自己文章所說和1950年制訂的《共同綱領》的民主真普選承諾，中國大陸早就實現民主真普選了。現在大陸與海外的民主派所寫的民主文章，與當年毛澤東和共產黨所寫的民主社論文章何其相似啊，簡直分不出是相隔70餘年的不同時代的人所寫的文章，仿佛歷史在重演著1940年代。

也就是說，大陸的民主進程仿佛還停留在1940年代，當年毛澤東和共產黨所寫的鼓吹民主真普選理念的一大堆精闢社論文章，以及共產黨主持制訂的《共同綱領》，都只不過是中共政治仕途的敲門磚而已，中共一旦上臺執政就把敲門磚扔掉了，而且中共執政中國大陸六十六年來，半點民主的進步都沒有，相反連當年的中華民國也不如。當年執政的國民黨起碼能讓在野的共產黨主辦自己的機關報，現在執政的共產黨能讓國民黨或其它民主黨派主辦自己的機關報嗎？

所以，中國大陸要實現民主真普選，各路政治精英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不要再步那些過去式的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前輩的後塵，就是莫把共識當門磚。不要打著民主的旗號上臺執政後，就把實現民主真普選的承諾變成無恥下流的吹牛或惡性欺騙了。而是應該向華盛頓學習，遵守自己的承諾，只當兩任總統而不當世襲的皇帝。

习近平控制了可能控制的一切 存2大风险

来源：南早中文网 
    
     到目前为止，内地已经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其省委书记已经公开表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

    中国政治似乎正发生微妙而重大的变化，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一名强人领袖的地位正愈发强化。
    
    　　去年，习近平打破过去的外交传统，将中办主任栗战书——而不是随便一个外交官——派到莫斯科，与克里姆林宫进行会谈，包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上个月，习近平的另一名左右手、中财办主任刘鹤，与美国财长杰克?卢就人民币汇率政策通电话——这通常是国务院副总理汪洋负责的事。

在党内职级中，汪洋比刘鹤高得多，而且在过去3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汪洋一直作为中方代表，与美国财长对话。
    
    　　赋予栗战书和刘鹤更大权力的不寻常举动，暗示着中国王朝式的精英政治中一个重要的变化。邓小平时代（1978年到90年代末）以降长期存在的共识导向型集体领导体系，正让位给一位强人主导下的集中化体系。而这位强人，就是习近平。
    
    　　最近几周，中共的宣传机器全力以赴推广这一变化，形容习近平是“党的领导核心”，并启动全国性的运动，呼吁官员表达他们的“绝对忠诚”。
    
    　　分析人士相信，这一运动意在增强未来一年内习近平的布局能力，这段时间是明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的政治动员期。在十九大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将有多人退休，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将实现“半个权力交接”。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说：“最近的运动意在通过增强他在领导层中的绝对地位来强化习的权力。”
    
    　　张鸣说，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的集权从未达到目前习近平治下的水平，现在，身兼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的他控制了可能控制的一切。
    
    　　分析人士预期，未来12个月，党政官员人事调整将是习近平的一大重点，因为十九大上，七常委中将有五人因到龄而要退休，只留下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目前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中，有6人也会因为在2017年超过68岁而要退休。
    
    　　除了习李之外，余下的12名政治局委员就要竞争政治局常委中的5个空缺，而250名中央委员会委员，就要竞争11个政治局委员空缺。
    
    　　最近，习近平要求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成员，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要主动向中央看齐。
    
    　　12月28、29日的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要求：“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有很强的看齐意识，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
    
    　　在1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习近平也要求增强政治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
    
    　　新华社在对这次常委会的报道中应用了毛泽东的语录来强调这一点：“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在后毛泽东时代，一条规矩是，四大管治体系——党、政府、人大和政协——的权力是由不同的政治局常委分别掌握的。
    
    　　习近平领导党政军，李克强执掌国务院，张德江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俞正声是全国政协主席。
    
    　　在过去数周，为响应习近平的呼吁，地区官员已经开始争先恐后地公开向习近平表态效忠——这种行为在毛泽东时代最后十年的“文革”时期十分常见。
    
    　　到目前为止，内地已经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其省委书记已经公开表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这个核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后研究员杨沛东形容，省委书记们是在“向习近平誓忠”。
    
    　　“这看起来挺清楚的了，他们几乎一致地强调对习近平作为党的核心的坚决支持和彻底忠诚。”
    
    　　分析人士相信，这些公开声明，相当于指习近平在七常委中的超然地位。部分分析人士称，习近平最近两次发出的呼吁，是为了保证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的成员都对他保持政治忠诚。
    
    　　分析人士们指出，罕见的官媒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报道，是习近平在试图公开他在中共最核心组织中的绝对权威。
    
    　　自2012年末上任以来，习近平已经成功地将自己打造成邓小平——甚至是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具权威的领导人，也是全球最有权势的国际领袖之一。
    
    　　比起他之前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担任的重要职位是最多的，在7个最有权力、横跨党政经济军事的中央领导小组中，习近平都是组长。这些了领导小组的权力，取代了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或政治局常委担任首长的最重要党政机构的权力。
    
    　　习近平现在可以依靠忠心的助手和顾问所组成的小圈子来治理国家，同时让在其他政府部门中的党政干部靠边站。
    
    　　中办主任栗战书在政府中没有任何涉及外交事务的职位。但作为习近平在2013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栗战书在外交政策方面扮演突出的角色。
    
    　　刘鹤则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该领导小组过去一直由总理担任组长，现在则由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
    
    　　但作为革命后代，与领导建国的毛泽东和被视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相比，习近平明显缺少让其领导免受质疑、富有权威的授权。
    
    　　分析人士认为，“习核心”运动是习近平在面对国内外不断增加的挑战时，试图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权力。
    
    　　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李喜根说：“现在呼吁党员拥护中央的核心权威，是习近平及其团队在试图再次建立一个统管中国各方面的政权，同时也在警告那些想偏离中央领导原则的人。”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教授曾锐生说：“习近平通过党内整风建立起自己的权势，他（在集权方面）超过了毛泽东以来的中国国家领袖，甚至超过邓。”
    
    　　曾锐生表示，要求党内领袖和其他成员“统一思想”是“走得挺远的”，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肯定没有这样做过，而胡锦涛之前的江泽民在这方面则未能成功。
    
    　　曾锐生说：“习近平在推动和利用政党机器和国家安全部门已获增强的实力在实现这一点。”他同时指出，阻力还是有的，而且可能是盘根错节的。
    
    　　“习近平毫不留情的推进让我觉得他还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阻力仍然存在。”
    
    　　曾锐生说，如果习近平已经实现了掌控的目的，那么现在，他就会专注于推动实现自己的政策计划，并保证落实目标，“但是，他仍然专注于强化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李喜根认为，在任何政治团体内都会有离心力，导致偏离主流的思想和做法。
    
    　　“社会正经历重大变化时，这种偏离会更加频发，从目前的经济和政治挑战来看，中国社会正面对着这样的时期。”
    
    　　习近平和中共的确面对着系列严峻的挑战。内地经济正以近几十年来前所未见的速度放缓。去年，中国GDP增速6.9%，创下25年最低。亿万富豪索罗斯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走向硬着陆。
    
    　　今年以来，内地股市已经下跌超过20%，人民币也出现贬值。资本持续外流，去年外流总额可能高达1万亿美元。
    
    　　领导层还必须处理诸如通缩、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等问题。
    
    　　在外交方面，中国面对着美国总统奥巴马“重返亚太”战略的挑战，这一战略包括12个国家在2月初签署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
    
    　　中国在东海与日本有领土主权纷争，在南海则与东南亚多国有领土主权纷争。最近台湾大选中，民进党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大陆政府还必须面对台湾问题上的种种挑战。
    
    　　杨沛东指出，通过有关运动强化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将有助克服这些困难，因为这些宣传可以创造一种无形而高压的氛围。
    
    　　杨沛东说，回头看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以来的种种行动，尤其是设立多个中央领导小组并亲自担任组长，可以清晰看到，习近平相信，强人领导对于实现他的改革目标来说是必须的。
    
    　　不过，有分析人士警告，习近平的强人领导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
    
    　　曾锐生说，习近平的做法有两大风险。
    
    　　一是，如果习近平过长时间专注于强化个人权力，这本身可能最终变成他的目标，这样意味着，他不能保证其他目标的实现，而这些目标将定义习近平的历史地位。
    
    　　二是，习近平毫不松懈地专注与强化自己的权力，可能会引起体制内部许多人的反感。
    
    　　李喜根说：“强化他自己的权力可能会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但不一定会产生积极效果。”
    
    　　张鸣说：“习近平想得到比毛和邓都要多的（权力），但这种政治上的过分野心不一定意味着他可以达成目标。”
    
    　　张鸣说，习近平似乎想要一个赶得上毛邓，甚至超过毛邓的地位。
    
    　　“不过，他缺乏这种资历，因为毛和邓都必须在党内赢得这样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