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8日星期一

常小兵落马通报措辞特别 分析:江绵恒出事征兆 图



2015年12月28日 7:02  PDF版 分享到微信
通报中国电信董事长被调查时,罕见地把常小兵的原职务“中国联原党组董事长”放在标题之首,而且内文也凸显其原职务,引外界关注(余钢/大纪元)
曾主掌中国联通集团11年之久、现任中国电信董事长常小兵12月27日被调查。通报时,罕见地把常小兵的原职务放在标题之首,而且内文也凸显其原职务。陆媒称,对“惜字如金”的中纪委来说,这恐怕不是无心之举。中国联通的幕后老板被指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之子江绵恒,分析认为,常小兵的落马或是的前兆。
12月27日,中纪委网站通报,中国联通集团有限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现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常小兵被调查。数十字的通报中,不仅罕见地把常小兵的原职务放在了现职务的前面,而且把“中国联原党组书记董事长”放在标题之首的前半部分,加以凸显。
大陆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事”报导称,中纪委以往通报官员落马,除了退休官员之外,很少提及原职务。常小兵是现职官员,通报他为何还要把“老东家”捎带上呢?对于惜字如金的中纪委来说,恐怕不是无心之举。今年8月,常小兵刚和王晓初对调,常出任电信董事长,王出任联通董事长。
中纪委通报以往几名“短命”官员,如从中石油转任国资委主任半年的蒋洁敏、从云南省曲靖市委书记调任昆明市委书记的高劲松、从中办秘书局长调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的霍克等,被调查时,并没有直接提到原任职务。陆媒称,此次却对常小兵格外“关照”,莫非真要提示某些细节。
据多家陆媒披露,业内普遍认为,常小兵案发,事出在其中国联通任内。报导称,中纪委寥寥数十字的通报,突出了常小兵的中国联通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的身分,暗示其落马很可能与联通有关。
去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第八进驻中国联通进行巡视,随后中国联通多名高管被调查,包括联通网络分公司副总经理兼网路建设部总经理张智江、联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事业部总经理宗新华等。今年4月30日,联通公布了第八巡视组巡视后的整改清单,被问责的超过百人。
今年2月初,第八巡视组对中国联通高层反馈巡视意见时言辞尖锐,称联通存在很多严重问题,如“权钱、权色交易”、“与供应商内外勾结”、“收受客户所送有价证券”、接受“供应商利益输送”、纵容支持亲属等牟利、选人用人方面存在不公、投资建设、物资采购严重违规等;巡视组还收集到反映联通公司高管的问题线索,已转交中纪委等有关部门处理。
当时,中纪委曾在其官网上曝光了巡视反馈画面,画面中常小兵面色凝重。
常小兵2004年11月起任中国联通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08年电信重组后,又任联通集团与网通集团合并后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董事长兼新联通筹备组组长,后来任新的中国联通董事长。
今年8月,常小兵调任中国电信集团董事长,常小兵主管中国联通长达11年之久,是中国联通任期最长的核心高管。
中国网通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之子江绵恒创立的上海联和投资公司(上联投)创办的,江绵恒被指是中国的“电信大王”,江绵恒的“电信王国”包括中国网通、中国联通,还有中国移动。这些公司作为全球最赚钱企业,都成了江家的“钱袋子”。
时政评论员夏小强表示,中国联通的实际掌控者和后台老板是中国的电信大王江绵恒。中纪委巡视组从去年进驻中国联通之后,联通高管不断落马。就是把反腐调查指向江绵恒的动作。去年常小兵被调离中国联通,是为调查常做准备,常的落马,标志着对江绵恒的调查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江绵恒离落马越来越近。
夏小强说,这一点从中纪委对常小兵被调查的通报措辞中也可以看到迹象,通报措辞中特意把“老东家”中国联通的原职务捎上,就是明指常小兵的问题出现中国联通任上,这就暗示了江绵恒的情况不妙。江绵恒的大本营中国联通的掌门人常小兵,可能成为了2015年末的最后一名落马“老虎”,这预示着很有可能,常小兵的后台江绵恒,将成为2016年率先落马的“老虎”之一。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蔡致信

2015年12月25日星期五

习近平打压异见噤声媒体为改革?


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活动人士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在巴黎抗议中国领导人蔑视信息自由,照片中的习近平图片是用图片软件修改过的(资料图片)
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活动人士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在巴黎抗议中国领导人蔑视信息自由,照片中的习近平图片是用图片软件修改过的(资料图片)

2015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异见人士、维权律师、新闻工作者、互联网、藏人和维吾尔人以及民间NGO以各种名义进行了力度空前的打压。有一派观点认为,习近平的维稳行动是为了给中共十九后大实施全面改革铺路。但批评者则表示,未来的事情难以预言,不能把以后的“好事”来合理化现在做的“坏事”。
2015年12月22日,西方圣诞节前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检方从两万多条微博中找出的七条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处知名维权律师浦志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虽然浦志强在被羁押十九个月后终于可以告别铁窗生活,但他却因为被判有罪而将告别他的律师生涯。在2016年来临之际的这一判决也把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中国维权律师的全面打压推向高潮。
林中斌:习右手握改革长矛,左手持维稳盾牌
对于习近平的“铁腕”作风,外界有不同的解读。台湾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声音。他今年10月在台湾联合报“名人堂”发表了一篇题为《习近平心中的烙印》的评论文章,认为习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迫害的经历势必对习近平有所影响,因此虽然他上台后也打压异议人士、压制言论自由,但其意义应与毛时代的高压统治不同。林中斌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如果说改革是矛,那么习近平严控媒体、逮捕人权律师等维稳之举是“保护他个人和改革进程的盾牌”。他右手改革,左手维稳“让反改革的左派无话可说。”
曾在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担任多年研究员的林中斌(12月23日)对美国之音表示,改革的人不能自己先倒下去,否则改革不能成功。他举了胡耀邦和习仲勋的例子。“由于胡耀邦只有一个往前冲的改革的长矛,没有保护他自己的盾牌,所以落得一个悲剧下场。”他说,1987年1月,中共高层对胡耀邦进行了五天的批斗。当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提胡耀邦仗义执言,也丧失了政治的权力。“这个故事习近平如何能够忘却?”林中斌说。
在台湾和美国拿到地质学位的林中斌,最后在美国乔治城大学拿到政治学硕士和国际关系博士(其博士论文:China's Nuclear Weapons Strategy)。林中斌表示,西方学者和分析人士往往对东方文化缺乏了解,因此看不懂习近平在做什么。习的改革当然是典型的自由派的,可是他的维稳刚好是相反的。“奇正相生、虚实并用,这是孙子兵法的精髓,也是老子道德经里不断强调的,很多事情是相反和相承的。”他说。
林中斌认为,在几年的强势反腐后,习近平要想保住反腐的成果就不得不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把部分监督的权利交给人民。“这并不是美国的自由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但是是某种程度的民主,这是不可避免的。时间什么时候,我猜在十九大之后。”
王丹:打坏人前先杀好人缺乏逻辑
对林中斌这种观点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他的观点“看似新颖,但是实则未能跳脱传统思维的说法”。台湾苹果日报日前发表在台湾大学任教的“六四”学运领袖王丹的文章,批评林中斌对习近平寄予希望是一厢情愿,其观点逻辑不通。
在美国哈佛大学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的王丹在其文章中说,习近平虽然有很多改革承诺,但远没有全部兑现。例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仅没做,反而变本加厉,加倍打压公民社会。而且,要评判习近平的改革仍需时日,现在就下结论为时过早。文章还说,为了让左派无话可说就靠抓人来安抚他们,这种说法缺乏逻辑。“因为我要打坏人,所以我必须先杀掉好人,这样的做法完全跟改革扯不上关系”。
“八九‘六四’”后在政府通缉名单上排在首位的王丹(12月23日)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习近平会像林中斌说的那样会进行(政治)改革。“这仅仅是林中斌的一些期待而已,或者说是没有证据的猜测,”王丹说,“如果有一天习近平真的是这样做了,我们再回过头来总结他这样做的一个过程和经验。你还没有什么证据说他(习近平)以后真的就会去推动改革啊,那你为什么提前进行表扬呢?”
习近平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对此,林中斌认为,习近平终将走出一条与其前任不同的路已经有证可循。他表示,通过对胡耀邦诞辰纪念的巨大反差对比可以看出习近平比胡锦涛走得更远。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纪念活动规模要小得多,而且胡锦涛迫于党内保守力量的压力“借故”缺席。他说:“如果习近平不是左手抓维稳的话,他没有办法给胡耀邦在11月20日百年诞辰做‘平反’。”林中斌表示,在胡耀邦之后,下一个是赵紫阳,再后面是天安门。
但王丹认为,这种想法仍然是寄希望于习近平能够是一位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这是把希望放在一个比较清廉的、或者是比较有决心的君主的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治的思维。”王丹表示,对习、王通过反腐从而在中国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民主不抱希望。“我当然对习近平和王岐山没有什么期待,”他说,“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在于哪儿有只许他自己反腐不许别人反,别人反就抓起来的?这显然不光是反腐的问题,还有其它权力的考量。”

王岐山曾遭大批斗 只因评价雷锋一句话


2015-12-25 03: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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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王岐山(左二)。(网络图片) 

【新唐人2015年12月25日讯】(新唐人记者张松风报导)自从18大后掀起反腐风暴,王岐山就以铁腕形象备受海内外舆论关注,其早年的经历也不时被媒体披露。近日,一篇原载《南方周末》的文章被广泛转载,作者老骥在文中讲述了很多王岐山年轻时的经历,称其在学生时代也曾遭到全校大批斗,原因是他对雷锋的一句评价被定性为〝恶毒攻击〞。

据文章披露,王岐山是1956年从青岛转学到北京的,和作者老骥成为同学。王岐山当时满口青岛口音,刚转学到北京的时候,班上还有一位山东籍的同学叫〝盖学良〞,也有山东口音,因为班上有人笑话他们俩,他们还和那些人打了一架。

老骥和王岐山关系不错,尽管中学时代不在同一所中学,〝文革〞中闲得无聊的时候,他们还是常常在一起打篮球。文章表示,下乡插队之前,曾隐约听说,王岐山在北京三十五中(北京西城区重点中学)读书期间,曾犯过〝小错误〞受过〝小批判〞。

老骥说:〝很多年后,我向他求证,他犯的是什么‘小错误’,王岐山笑着说:‘啊哟,那可不是小错误、小批判,是全校的大批斗呢!’〞

经王岐山本人解释后,老骥才得知了事情原委:〝文革〞之前,高中年级的优秀学生,常常会奉命担任初中对应班级的〝辅导员〞,王岐山读高一的时候就担任了初一年级的辅导员。那个班上有个同学颇傲气,一次开会,他坚持说自己的世界观百分之百没问题。作为辅导员的王岐山于是找他谈话,希望他能谦虚点。

王岐山表示,那时候高中政治课上正好在讲艾思奇的哲学观点,课余时间,他就把艾思奇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找来看了。看完后,王岐山对艾的观点持赞成态度,认为从哲学高度看,说一件事、一个人百分之百好,似乎太绝对。

于是,王岐山和这个同学谈话时,讲了这么一个观点:〝如果雷锋还活着,他也不能说自己的世界观是百分之百正确的。第一、从哲学的高度看,‘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正确的;第二、一个人如果这样说自己,未免太过骄傲……〞

据说,那个初一的同学当时表示同意王岐山的这番话,但后来他把王岐山的这些话——特别是用雷锋作比喻的说法给传了出去,同学们传来传去,传得多了,就走了样。等到〝文革〞来临,就有人把王岐山的这些话给〝捅〞了出来,这可不得了了,全校的大会上,学生们集体批判了〝恶毒攻击雷锋〞的王岐山。

王岐山后来表示,插队之前,学校把当时批斗他的照片、录音找来,统统都给销毁了。现在逢校庆时,王和这些同学再次见面,也会谈到当年这些荒唐往事,大家都哈哈大笑。

文章还披露说,王岐山的父亲是建设部直属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抗战期间在山东平度的山区做教员。因为有抗日情绪,被国民政府封了一个〝上尉〞的虚衔。但就是这个虚衔,让王家在50年代政治运动刚开始时,就被抄家。文革中王岐山的父亲,再度因为这件事被单位揪出来打倒,除了挨批斗,就是打扫单位卫生。

公开资料显示,习近平、王岐山等北京高层在文革期间都曾遭受迫害。近日,曾任中共山西省省长、文化部副部长、现受聘于中山大学的于幼军公开讲授〝反思文化大革命〞(文革)系列讲座。引起舆论极大关注。有报导称,明年是文革50周年,在此前夕,于幼军公开讲〝反思文革〞并非偶然,或得到北京当局的〝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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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23日星期三

司馬遼:講錢不講正義的惡果及根源



先舉幾個常見的講錢不講正義的典型惡果例子:

例一(醫生):中國大陸的所有醫院,現在都是先看錢後看病的,所謂“醫院職業道德規範”都如同憲法一樣是用來擺設而不會實行,病人如果被懷疑沒錢結帳那是萬萬不能看病的。

而且當病人有錢看病尤其是需住院治病的時候,醫生都會收取紅包,否則便想方設法增加你的醫藥費從而增加自己的獎金或提成,以至於醫療糾紛層出不窮,一旦發生什麼醫療事故,病人家屬都會怒氣沖霄地找醫療衛生人員報復。(醫生本來應該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才是正義,但現在醫生講錢不講正義了,就把錢放在首位而把治病救人放在次位了)

例二(政客):上舉的是醫人的醫生把錢放在首位,而治國的政客同樣把錢放在首位。民主相對於專制來說是正義的,用民主制度來治國也比用專制制度來治國好N倍。

但中國當權政客為了短期經濟發展的金錢利益,竟敢派遣軍隊通過血腥暴力把8964的民主正義運動野蠻鎮壓下去,使大陸人的民主自由度大幅倒退到連慈禧太后時代的清朝也不如。

結果,在沒有民主和傳媒監督的金錢掛帥下去全力發展經濟,雖然經濟是上去了,但政客官僚卻大面積貪汙腐敗了。當治國的政客變成了賣國害民的政客,發展經濟就變成了弱肉強食的搶錢自肥經濟,貧富懸殊便迅速進入高危地帶,犯罪率高居不下,群體抗命事件層出不窮,治安秩序不斷惡化,人人處於生命財產毫無保障的險境之中。
                       
例三(環保):保護環境是正義的,污染環境是不正義的;發展經濟是為了民生,保護環境同樣是為了民生。但搞經濟的貪官和無良商家把中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方針作為免死金牌,為了減低成本增加收益置環保於不顧,變本加厲地不斷污染環境而掠奪財富。而中共為了GDP增長一直沒有賦予環保部門殺無赦的尚方寶劍,他們對觸目驚心的環境污染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結果破壞民生的巨額不義之財給貪官和奸商賺去了,而GDP增長率也給中共增添了不少執政的合法性,但遺留下來嚴重環境污染的長期慢性減壽禍患,卻要全國人民來承受。大陸近年來各大城市尤其是北京的霧霾天氣越來越嚴重,而受污染的含毒水和含毒田又不斷把有害物質傳輸擴散到各種食物當中,安全食物已越來越少。

所以經濟高速發展30餘年到了今時今日,大陸人維生的的金錢是增長了,雖然360美元年收入的中國貧困線標準來看,中國大陸仍然有7000多萬人處在貧困線下(如果遵循世界銀行定下的日均1.9美元的收入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甚至要超過2億),但大陸人維生的溫飽都不成問題。不過大陸人維生的長壽要素比如空氣、水和食物全部都被不同程度地污染了,癌症村和癌症致死人口也越來越多。

現在不管你多富有,官職有多高,在大陸都難以避免被污染的環境毒害,因此有權有勢的家庭都選擇移民去環保較好的民主國家定居了。

中國大陸如今偷渡到海外的人數大幅度下降了,但合法移民海外的人數卻大幅度增長了,這都說明中國大陸並非宜居之地。改革開放後,雖然經濟環境大幅改善,但政治環境原地踏步,而更要命的是自然環境大幅惡化,這造成有經濟能力的家庭多數都選擇移民,可見民生的問題並沒有因為經濟起飛而全面解決。

例四(憲法):在1947年之前的漫長歷史中,中國是沒有正式憲法的,因此數千年來的中國人一直都是無所適從地做人,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做人才是正義,因為根本就沒有一個規範公民行為準則的憲法和相關法律作正義的參照物。於是乎,自己做人是否正義一切都只能聽從長官的評判,長官說你的行為正義就是正義,長官說你的行為不正義就是不正義,完全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正式生效後,本來可以進入法治的歷史階段了,但可惜中共不承認此憲法,不服從中央的軍隊國家化命令,而且更進一步地發動了國共內戰。中共這樣做當然就是違憲的不正義的,不過中共在蘇聯幫助下打贏了這一場國共內戰,在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叢林法則下,它宣稱自己是正義之師,國民黨政權是反動派,而被統治者害怕被槍殺也只好逆來順受。

中共不承認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那麼就於1949年由中共操控的第一屆政協訂立了一個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1954年再由毛澤東主導訂立了一部正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至始中國大陸擁有一個規範公民行為準則的憲法和相關法律作為正義的參照物了,公民只要守法就是正義,違法就是不正義,中國大陸在推遲了八年之後(47年算起)也總算進入法治的歷史階段了。

但好景不長,三年後的19577月,毛澤東違反憲法剝奪了公民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發起了反右運動,最初毛定為只打右派5千人,但後來被嚴重擴大化,結果是給空前大量響應黨的號召仗義執言的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人士,總數為55萬餘人確定“右派分子”身份,他們以及他們的家屬一直被迫害到1978年後才有99%的右派被平反。

十二年後的19665月,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再次違憲地把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內的一大批幹部群眾批鬥、關押甚至整死了。葉劍英談文革受害人數:“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見《葉劍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63月出版)

而鄧小平1980821——23日,於人民大會堂兩次接受世界著名的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採訪。法拉奇曾問鄧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數字,永遠都無法估算的數字。

所以從中共領導人都無法準確說出政治運動受害人數來看,中國大陸幾乎從未實施過真正的法治。因為實施法治的話必定有法院判決檔備案,不可能無從估算受害人數。

自從1957年反右運動開了一個制憲者帶頭違憲的先例之後,中國大陸再也沒有人遵守中共的憲法了。就算文革結束後直到現在,中共統治者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都沒有遵守憲法第35的規定,給予大陸公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統治者帶頭不守法不正義,被統治者當然也向上看齊而不會守法不會正義。所以中國大陸依舊屬於人治的社會,包括憲法在內的所以法律都是一種擺設而不會有人遵守,而這一個有法律但不守法的人治惡果的產生,是由制憲者帶頭違憲所造成。

通過對以上四個典型例子的分析,都證明瞭以上四個例子全部都是講錢或講利益而不講正義造成的惡果。如果中國大陸人尤其是領導人是講正義,將正義擺在首位而把金錢或利益擺在次位,那麼這四個惡果根本上就不會產生。因此歸根到底,問題的根源就在於沒把正義擺在首位。

而再尋根究底為何中國大陸人沒把正義擺在首位?這個原因當然就是司法沒有獨立,從而導致司法無法主持正義,使憲法規定的內容無法實現,說白一點最後根源就在有憲法但沒憲政上。

在沒憲政的情況下,司法不是按法律來審判而是按執政者的意志來審判,結果許多想守憲法的正義者往往被打成不正義的21種階級敵人(毛時代)或犯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毛後時代)而受懲罰,而違憲的執政者卻平安無事,使正義與非正義完全顛倒了。正義已經不值錢了,只有金錢或利益才值錢,於是乎人人追求金錢或利益而不追求正義,就導致以上四個惡果以及更多惡果的大量產生。

一旦憲政,所有不正義的惡果將被消滅。

2015年12月22日星期二

南京现玫瑰色阴霾 网民调侃:还是头回吸


12月22日傍晚,江苏南京市被阴霾笼罩,天空出现玫瑰红色阴霾的“奇景”。(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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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5年12月23日讯】12月22日傍晚,江苏南京市被阴霾笼罩,天空出现玫瑰红色阴霾的“奇景”。有网民调侃:“玫瑰红色的雾霾还是头回吸上。”“这是出新款了吗?”

南京市教育局已于当日下午发出通知,要求全市中小学和幼稚园即刻停止户外体育课程。
据大陆媒体报导,22日,南京空气达到重度污染阴霾迟迟不散,因此南京市气象台发布入冬以来首个霾预警、重污染天气蓝色预警讯号。
22日傍晚,不少南京网民在网络上传拍摄的阴霾照片,称阴霾还带有颜色,照片中的天空呈现玫瑰红色。
网民戏称:“这是出新款了吗?赶紧来一口。”也有民众担忧地表示:“为什么今天傍晚的天这么红,是什么的前兆吗?”“中国的雾霾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邪!红色江山,竟然出现红色雾霾,世界末日?”

12月22日傍晚,江苏南京市被阴霾笼罩,天空出现玫瑰红色阴霾的“奇景”。(网络图片)
也有网民指,连续的重污染天气,不禁让人想起了2013年那场大阴霾。当时,南京从12月1日到9日,连续出现重污染天气。今年还会重蹈覆辙吗?#
责任编辑:洪宁

深圳滑坡惨剧惊动习李 王荣跑不掉?





2015年12月22日 19:47  PDF版 分享到微信

点此看大图片12月20日上午11时40分,省深圳光明新区工业园区发生严重山泥倾泻,有33栋建筑被埋或损毁。(网络图片)
2015年12月22日电】日前,中国深圳市人工土山坍塌毁人惨剧,惊动李克强。谁来为惨剧负责?有分析认为,中共前深圳市委在责难逃。
12月20日上午11时40分,广东省深圳光明新区工业园区发生严重山泥倾泻,有33栋建筑被埋或损毁。截至12月22日6时,中共官方公布已造成1人死亡,16人受伤,81人失踪,逾900人被疏散。但有目击者称,至少有数百人被困。
中共官媒报导,惨剧发生之初,习近平与李克强已作出指示或批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赶往现场看望事故伤员,正在参加中共中央经济会议的中共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与市长许勤中途请假赶回深圳,组织救援处置工作。
另外,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与马凯,秘书长杨晶、中共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国务委员王勇、广东省省长朱小丹也对抢险提出要求。王勇还受习近平和李克强委派,与有关部门前往现场。外界评论,深圳发生的灾难事件已〝震动〞中央。
谈到问责问题,外界分析应该被追究的可能是中共前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而不一定是现任市委书记马兴瑞。原因很简单,〝堆土成山〞并非一日之功,在马兴瑞接任深圳市委书记之前已经堆成。
2015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消息公布,马兴瑞出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免去王荣的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职务。而在此之前,王荣已经在深圳主政5年时间,2月10日调任中共政协十一届广东省委员会主席。
被外界盛传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妻侄的王荣,虽然当选为中共广东省政协主席,但有分析说,实际是被中纪委〝调虎离山〞。
香港《争鸣》杂志3月号披露,胡春华曾经代表中央政治局找王荣谈话,责成王荣主动把在江苏担任领导工作期间的经济问题、参与帮派活动问题、个人生活作风问题讲清楚。胡春华向王荣直接表明,〝举报信已不少,都由知情人所揭发。〞
此次深圳灾难发生是由于施工挖地基取出来的渣土堆积成山,缺乏保护措施和监管,且违规作业所导致,系〝人祸〞。惨剧与王荣主政时期紧密相关。王荣会不会被新账旧账一起算,有待关注。
Email订阅禁闻 来源:新唐人

2015年12月18日星期五

中共建政后中国人失去了哪些权利?(图)



一、言论自由;二、游行、示威自由;三、结社自由;四、出版自由;五、学术自由;六、信仰自由;七、永久拥有土地和房屋,私有财产受到保护;八、自由买卖,没有城管;九、公平致富、自由选择经营行业;十、自由行善;十一、迁徙自由、就业自由;十二、组建工会、罢工的自由
大陆人民失去了游行示威的自由,要到香港才能看到真正的游行。(网络图片)
1949年,躲在抗日大后方养精蓄锐、兵强马壮的共产党在苏联的支持下,终于从刚刚打完抗日战争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的中华民国政府手里夺得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共产党声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得到了解放”……然而事实却是伴随着共产党的红色铁幕,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屈辱和更加没有尊严,原本拥有的众多权利也一一失去。
1949年共产党建政后,中国大陆人失去了哪些权利呢?笔者随手列举如下:
一、言论自由
民国时期,人们谈论国事非常踊跃,一般情况下不必担心仅因言谈而带来严重后果。共产党建政后,从一开始的人们相互检举、人人自危乃至家人反目,直至今日人们动不动就会因为一两句所谓的敏感言辞而被“国保”、“国安”请“喝茶”、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谩骂、殴打、拘留。
二、游行、示威自由
民国时期,人们因不满政府而举行的各种抗议、游行、示威活动比比皆是,就连共产党美化自己所谓“革命”历史的各类影视作品中,都少不了各种大规模游行、示威的画面,可见当时人们是享有充分的游行、示威自由的。笔者曾经看过一些历史照片,许多游行、示威活动都在当时的总统府附近举行,并且受到总统蒋中正的亲自接见和对话。反观共产党建政后,人们何时有过真正的游行、示威?就连60余年后、21世纪的今天,游行、示威对我们而言,仍然是多么遥远的梦想。
共产党由于自知其统治的非法性,深怕人们的抗议活动会导致自己的垮台,因为向来对任何形式的游行、示威活动都是严厉镇压的。共产党一直不遗余力的推行“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政策,因此,别说游行、示威的举行,就算是有任何游行、示威的倾向而已,相关人员都可能遭到抓捕和迫害。
三、结社自由
民国时期,中国政党林立,包括当时身为叛乱组织的中国共产党都能得以存在,其他各类组织更是不胜枚举,可见社会有充分的结社自由。然而共产党篡取政权后,除了几个共产党为掩人耳目“钦点”存在的几个花瓶组织之外,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组织。但凡民间一出现结社倾向,共产党就大为紧张,迅速出动警察对相关人士进行抓捕、判刑。可笑的是,就算是那几个共产党为掩人耳目而“钦点”存在的几个花瓶组织的许多成员甚至领导人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四、出版自由
民国时期,文人办报、出版书籍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也是那个时候,中国出现了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胡适、鲁迅都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们可以在政府的眼皮底下公开出版各种“异见”书籍并公开发售。作为叛乱组织的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居然可以堂而皇之的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和陪都重庆公开发行。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事!然而事实确是如此。
共产党建政后,所有的自由出版物均被取缔,无一幸免。包括当初支持共产党的文人在内的大批文人,历经共产党各类整人运动后,自杀的自杀、枪毙的枪毙、发疯的发疯……总之非死即伤,少量幸存的也都奄奄一息、不敢再发表只言片语。综观今日中国大陆,可有哪家不受共产党操控的报纸和杂志吗?可由哪本“禁书”可以自由发行吗?就算是体制内的记者、编辑,因说话“不小心”而被整肃的还少吗?
五、学术自由
民国时期,大学不是由政府控制,而是由教授、学者甚至学生控制,政府除了拨款,其他方面管的真不太多。因此才出现了学术争鸣的局面。甚至在八年抗战时期,学术界仍然取得许多重大成果。那时候,教授、学者秉持学术良心,广受各界尊重。如对政府部门不满,教师、学生还会罢课抗议。此外公民还可以自由办学,所以那个时候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私立高校、中学、小学。
共产党篡政后,是怎么样一个结果呢?教授学者被批斗,被骂“臭老九”。学生在校期间除了接受洗脑教育,毫无其他可为之处。在共产党宣称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今天,教授学者不是自甘“犬儒”在为共产党涂脂抹粉,就是在忙着跑项目、拉赞助,或者在忙着评职称、跑官位……学生呢,被严密控制在校园内,无法组织真正的学生会和其他真正的社团,也没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不是在谈恋爱就是在忙着入党,刚谈不上拥有抗议、游行、示威、罢课的权利和想法。公民要想不受控制、独立办学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六、信仰自由
民国的时候,人们信佛、信道、信教,无人干涉、限制。国内古寺、名刹、道观、教堂到处都是。共产党建政后是什么情况呢?在物质上,共产党通过“破四旧”、“文化大革命”等手段,将各类宗教场所破坏殆尽;在精神上,共产党通过强制推行“无神论”教育,让人们只知马列邪教,不知如来耶稣。共产党还通过“宗教管理局”等无神论职能机关和通过成立所谓的“佛教协会”和“三自”爱国民教育会来控制宗教信徒。对于不接受共产党宗教控制的信徒,共产党就会予以骚扰和抓捕。北京最近发生的“守望教会”被打压事件就是最新案例之一。
七、永久拥有土地和房屋,私有财产受到保护
民国时期,人们的土地、房屋和其他私有财产都是受到政府和社会保护的,只要自己不卖、不送给他人,就永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世代继承。
然而共产党建政后,将所有的私有土地以“国家”的名义予以抢夺,对有利用价值的房屋也明目张胆的强行予以“征收”并不给任何补偿,人们的其他财产也不同程度的被共产党以各种名义抢夺、没收。时至今日,老百姓倾其一生所得去购买的房屋亦仅仅是“70年产权”,70年之后,共产党又抢回去,重新卖……不但如此,共产党任何时候想要你的房子,你都不能拒绝,否则将面临强征、强拆的命运!人们的其他财产亦没有充分的保障,共产党盯上你的财产时,就会给你构陷各种罪名,然后以各种貌似合“法”(共产党自己制定的法律)的手段对你的财产进行没收。此刻正在发生的新移民潮,就是人们对自己的财产寻求保护的结果。
八、自由买卖,没有城管
民国时期,人们摆摊设点,利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取生计,从来不受任何部门的限制,更没有所谓的“城管”存在。即使在今日的民国台湾,路边摊还是吸引无数游客的一大亮点。
然而共产党建政后,为了掩盖百姓生活艰难的事实,为了防止自由商业的发展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为了从商贩的身上榨取更多的税收油水,成立各种机构,养着一群称为“城管”的流氓土匪,对老百姓赖以生存的自由商业活动百般阻挠甚至任意殴打百姓、砸毁设备、抢夺财物。
九、公平致富、自由选择经营行业
民国时期,只要勤劳肯干,人们发财致富的机会相对是均等的,人们通往上层社会的道路并没有堵塞,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经营行业,不受各种名目繁多的控制和审批。然而共产党建政后,先是搞大锅饭,富人变成穷人,穷人永远是穷人、永无翻身机会,大家都吃不饱饭。后来为挽回统治颓势,搞了所谓的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都是共产党特权阶层,普通百姓甚少有机会。此外,共产党为了牢牢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社会上的经营者进行各种各样的限制,经营者没有自由选择经营行业的权利。能赚钱的好行业都被共产党特权阶层把持,普通人只能去做赚钱少而且又苦又累的行业。
十、自由行善
民国时期,教会、寺庙、富豪、名人、乡绅举办的各种慈善机构比比皆是,穷人走投无路时,都可以寻求他们的各种帮助。然而共产党建政后,深怕各类慈善机构抢了“党和政府”的光,对各类慈善机构赶尽杀绝。在21世纪的今天,当你知道一个个有心慈善的富豪在中国想创办一个慈善机构比登天还难时,当你知道在中国大部分的捐款捐物只能通过共产党各级政府和共产党把持的所谓官方慈善机构时,你将会作何感想?在共产党这个变态恶魔的统治下,行善都成了一件举步维艰的事情。
十一、迁徙自由、就业自由
民国时期,人们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不用办暂住证,没有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之分。农民只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共产党建政后,为了最大限度控制和监视人民,一手炮制了所谓“户籍制度”,将公民分为三六九等。农民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农民及后代饱受各种歧视。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非人的制度依然存在着,只因为共产党担心废除后会影响它的统治。
在民国时期,人们在就业方面也是十分自由的,可以自由流动,没有监视公民的档案制度,没有变态的档案托管,没有所谓的组织关系转进转出。共产党建政后则大不相同,一方面,如果没有所谓“组织的安排”,要想调换工作难于登天,另外所谓的“档案”跟着你一辈子,你永远也别想逃出共产党的魔掌。就在21世纪的今天,高校毕业生还面临着变态的“档案托管”,除了给工作和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每年还要搭上几百数千元的血汗钱。
十二、组建工会、罢工的自由
根据历史档案,民国时期,包括共产党阴谋策动的罢工在内,工人罢工事件十分平常。正如在今天的西方民主国家,工人罢工是很平常的事。那时候,工人可以自由组建工会等自己的组织,没有任何政府的背景涉入。共产党建政后,在各级单位广泛设立了“工会”,但此“工会”非彼“工会”。共产党这个所谓的“工会”除了作为统治的一个工具,存在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混淆视听、欺骗工人和外界。因为这个工会从来没有真正的工人参与,更别提选举了,我们也从未听说过有此类工会主动出面真正为工人争取权益的事例。
在共产党统治下,工人罢工更是遥不可及的“浮云”,在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下,想罢工的工人恐怕还没有行动,就已经全数被抓捕、拘留了!领头的工人或推选出来的工人代表更是会面临重判和酷刑的“待遇”。共产党在还没有夺取政权的时候,用谎言和欺骗获得了工人(无产阶级)的支持,但夺取政权后,露出真面目,“兔死狗烹”,对工人的压迫和控制从未缓解过。
以上不过是笔者随手列举的一些方面,其实与现在相比,那时候老百姓享有的权利并不止这些。笔者列出这些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60多年前有多么美好,而是让大家看到,60余年前,我们的国家或许并不完美,但至少那时候我们拥有上述的权利,另外,立法、行政、司法是相互独立的,公路是没有收费站的,学校和企业是没有“党委”和“党支部”的,政党是不能凌驾于国家和民族之上的,猪肉是不会有瘦肉精的,饭店是没有地沟油的,大米是没有石蜡的,养鱼是不放避孕药的,豆芽是没有尿素的,米酒是没有甲醇的,馒头是没有染色剂的……
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本应在原有的基础上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获得更多,就如同今日的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台湾一样。然而共产党这个无耻的恶魔,硬生生的把老百姓给骗了,当利用大家最初的支持站稳脚跟后,便露出狰狞面目,绑架了人民和整个国家。60多年来,社会不单没有进步,反而严重倒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