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 叢林法例
叢林法例無人性，只講殺人勿講情。
冷酷兇殘囂霸道，溫柔慈善苦求生。
強食弱肉無平等，官富民貧欠共贏。
尊武貶文權利異，自由失保盡留驚。
2017年2月25日星期六
2017年2月14日星期二
司馬遼：有貧富差距就有左右分派
一.造成貧富差距的原因：
一對男女結為夫妻組成一個小家庭，由於性別歧視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原因，在這個初生的小家庭中，相對來說都是丈夫最富而妻子最窮。但當這個家庭有了小孩，丈夫也把自己賺到的錢交給妻子保管之後，由於大人小孩工作能力大小不等的原因，就變成家長最富而小孩最窮。所以在一個家庭內必定有貧富差距，而類推到一個社會情況就更複雜也必定有貧富差距，貧富差距可說是永恆不滅，區別只在於貧富差距的懸殊程度，其統計公式就是國際上通行的基尼係數。
（注：基尼係數是1943年美國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根據勞倫茨曲線所定義的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基尼係數是比例數值，在0和1之間，如果世界上所有收入都被一個人收入囊中，其他人分文未得，則基尼係數為1；如果世界上每個人賺的錢都一樣多，那基尼係數就是0。市場經濟國家衡量收入差距的一般標準為：基尼係數在0.2以下表示絕對平均；0.2-0.3之間表示比較平均；0.3-0.4之間表示較為合理；0.4-0.5之間表示差距較大；0.5以上說明收入差距懸殊。）
既然貧富差距永恆不滅，那麼左右分派也將永恆不滅。
二.左派右派名稱的起源：
“左派”與“右派”這一對名詞誕生於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1789年7月17日，法國巴士底獄被攻陷，第三等級的代表掌握了政權。然而，由於階級利益要求不同，革命陣營出現了分化。在1791年召開的立憲會議上，第一等級教士和第二等級貴族的議員和第三等級資產階級、城市平民、工人和廣大農民的議員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米拉波一夥，只要求對舊制度作某些改革，反對徹底推翻封建制度，反對共和制；而代表第三等級下層的雅各賓派的羅伯斯庇爾等，由於不滿意君主立憲的統治，要求將革命繼續向前推進，由此形成了兩派。當時，擁護革命措施的議員佔據了議會左邊的席位，反對繼續革命的議員佔據了右邊的席位。這個頗具戲劇性的歷史場面本是偶然形成的，但反映到語言中，在詞彙中便出現了“左派”與“右派”這一對政治概念。
現在國際上通常將進步或激進者、偏重於維護窮人利益者、在公平與競爭中偏重於公平者、在國家財政中偏重於財政赤字者等，統稱為“左派”；而將倒退保守者、偏重於維護富人利益者、在公平與競爭中偏重於競爭者、在國家財政中偏重於財政盈餘者等，統稱為“右派”。
但在中國大陸的政治舞臺上，通常把代表窮人利益的主張劫富濟貧奉行無神論共產主義要搶佔富人財產減少貧富差距的實行公有制社會主義制度的那一派統稱為左派；而把代表富人利益的主張劫貧濟富奉行有神論馬太效應要保護私有財產擴大貧富差距的實行私有制資本主義制度的那一派統稱為右派。
比如：
在多黨競爭的民國時期，各種政治黨派林立，從主要大黨派的大概情況來分，共產黨就代表左派（主張沒收富人全部財產並對其實行專政），而國民黨則代表右派（主張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到了一黨專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只剩下一黨獨大，無法從大黨派來分左右派，只能從一黨獨大的中共領導人當中來分左右派。這樣毛澤東和四人幫等就代表左派，他們主張劫富濟貧一味講求經濟公平的集體公有制大鍋飯的共產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而1957年戴帽的右派以及文革被打倒的劉、鄧、陶等走資派則代表右派，他們主張物質刺激拉開貧富差距一味講求經濟競爭的公私兩制分灶吃飯的半計畫和半市場經濟。
三.物極必反例一：
1945年9月抗戰勝利後，本來應該休養生息重建破碎家園，執政的國民黨官員應清廉博愛全力組織富人多投資興建實業增加就業機會，讓窮人有工作有收入改善貧富差距，以免出現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兩極分化現象，繼而讓虎視眈眈的左派（共產黨）有機可乘。但可惜只是和平了9個月就爆發國共內戰了，且中華民國政府在軍事上節節失利，連年不斷的戰爭致使經濟形勢也嚴重惡化，加上美援斷絕，生產停頓物質缺乏導致嚴重通貨膨脹，民間因此怨聲四起。
為解決通漲，到1948年8月19日，中國國民黨召開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由翁文灝、王雲五提出的貨幣改革方案。當晚即由蔣介石以總統名義發佈“財政經濟緊急令”，作出全國廣播，並公佈“金圓劵發行法”，其目的是取代原來流通的法幣。法幣在1935年起由國民政府發行。抗戰期間，由於財政支出增加，法幣大量發行。到了戰後，國民政府為支付與共產黨作戰的軍費，法幣的發行量更加大增，由抗戰勝利時的5569億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兆（萬億）元，三年間增加超過一千倍。就通貨發行額而論，戰前只不過14億元。1947年初，法幣發行總額為3萬5千億，至7月增至10萬億以上。
“金圓劵發行法”最主要的兩條是：禁止私人持有黃金、白銀、外匯，凡私人持有者，限於9月30日前收兌成金圓劵，違者沒收；全國物價凍結在8月19日水準。
但以行政手段強迫凍結物價，造成的結果是市場上有價無市。商人面對虧本的買賣，想盡方法保有貨物，等待機會再圖出售，市場上交易大幅減少，僅有的交易大都轉往黑市進行。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後來也打到了大官僚資產階級的頭上打不下去而告失敗。蔣經國查封的其中一家公司為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所有，因宋美齡之壓而被迫放人，其本人亦因此事而辭職求去。物價管制最終失敗，在11月1日全面撤銷。翁內閣亦在11月3日總辭職。
金圓劵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只使用了10個月左右，貶值卻超過2萬倍。受金圓劵風暴影響最大的，是城市內的中產階級。他們沒有大資本家的財力和資源去保護自己僅有的財產，亦不如鄉間農民或無產階級的無產可貶；在金圓劵發行初期或被迫、或出於信任政府，將累積所得的財產換成金圓劵。他們在惡性通脹中所承受的損失最大，部分人因而變得一無所有。中華民國政府雖然因金圓劵發行，搜得民間的數億美元金銀外匯；卻失去了國內本來最應傾向他們的中產階級：城市人民的信任與支持。
除了1948年國民黨在軍事上屢戰屢敗之外，金圓劵風暴令國民黨在半壁江山內僅余的民心、士氣亦喪失殆盡。內戰戰死的絕大多數都是農村窮人，因為只有農村窮人才被迫參軍，戰爭實際上也算得上是一種劫貧濟富行為，“一將功成萬骨枯”也可比喻為“劫一萬個窮人濟一個富人”。而金圓劵風暴是劫城市中產濟大資本家和政府，這樣民國政府就不但得罪了農村窮人也得罪了城市中產，可說是在劫貧濟富的道路上已經走向了極端，用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來表達，就是走向了基尼係數大那頭的極端（但當時並無基尼係數的資料，所以這只能是推測）。而走向極端必然導致物極必反，最終造成整個民國政府的迅速崩潰。
（注：由於1943年在美國發明的基尼係數當時還未傳入中國，或傳入了中國但還沒有被有關部門重視，因此民國時期的中國，沒有基尼係數的統計資料。現在能公開查閱到的中國大陸基尼係數的最早資料，只得1978年的數據。）
四.物極必反例二：
之後隨著中華民國退守臺灣，中共在中國大陸建政，中國大陸就由左派掌權了，跟著就一步一步地從劫貧濟富這一個極端走向了劫富濟貧的另一個極端。用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來表達，就是走向了基尼係數小那頭的極端，亦即矯枉過正了。
中共建政後，左派代表人物毛澤東統治時代（統治長達27年）一直都是實行劫富濟貧的政策，左派們瘋狂地濫殺地主富農搶佔房屋和農地、以及公私合營消滅資本家，可說是搞得腥風血雨無所不用其極。而在文革中，毛左更以反剝削為由，強制充公大量華僑房屋，而為了動員更多人打倒走資派，毛左更是充分利用了每個家庭中最窮的人——未成年人（中學生）的仇富心理，組織他們成為紅衛兵去抄家、“破四舊”和造那些走資派或階級敵人的反。毛澤東為了鼓勵他們，更在天安門廣場八次接見全國各地乘坐免費火車擁入北京的1100多萬師生和紅衛兵。紅衛兵在全國到處鼓動“造反”，揪鬥所謂“走資派”，搞亂了地方各級黨委而變成了無政府的狀態，這為掌握暴力的左派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奪取全國各地的政權，鋪平了道路。
但當左派損害到中產階級——城市人的利益後（城市家庭子女都要上山下鄉後），以及反映富差距的基尼係數走向了小那頭的極端時，又再出現了一個幾乎與1948年民國政府潰敗一樣（都是得罪了城市中產）的物極必反的拐點。
1955年8月就開始的上山下鄉有兩大模式：農場（包括兵團、幹校）和插隊。與農場模式不同：插隊屬於集體所有制，無需政審體檢等手續，也沒有嚴格的名額限制（赴邊疆除外），顧名思義就是安插在農村生產隊，和普通社員一樣掙工分、分紅分口糧。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鄉以農場模式為主。因文革造成了中學生滯留學校，到1968年中國出現了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六屆初、高中學生（即“老三屆”）一起畢業的奇景。這年的冬季起，插隊模式就成為上山下鄉的主要模式。人數規模之大、涉及到家庭之多、動員力度之強、國內外影響之深，都是空前絕後的，在文革期間，全國共有1600多萬青年學生上山下鄉（約占當時全國總共約8000萬城鎮人口的20%）。
插隊模式不同於農場模式的突出特點是沒有後勤保障，因此就有一個非過不可的“生活關”，一些尚未成年又在當地沒有親屬幫助的知青所處的生存困境，給他們的家庭以至整個社會造成巨大的不良影響。結束上山下鄉的理由中若干個“不滿意”也主要來自1968年以後的插隊模式。而上山下鄉的知青絕大多數就是當年上京被毛澤東接見，為左派全面奪權立下“造反”汗馬功勞的廣大紅衛兵，他們付出了停學兩年的代價不但沒有換來上大學、較體面的工作或當官的機會，反而被貶作溫飽不保、背井離城和被人歧視的農民，這造成知青心理的極度不平衡，好多人因此而變得頹廢，或走上犯罪或偷渡之路。
由於中共建政後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都是針對富人、右派、國民黨留在大陸的軍政人員和走資派等等所謂階級敵人，尤其是文革的插隊把城市中產也得罪了。農村在消滅地主富農後，已經不見有富人。在2016年1月6日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題講座第二十講上作報告的陳錫文指出：“按我國政府制定的1986年的扶貧標準，倒推到1978年，我國農村有貧困人口2.5億人。但世界銀行對我國的減貧進程有他們的評價。按（2009年扶貧標準）每人每天1.25美元的標準測算，世界銀行認為倒推到1981年我國有貧困人口8.39億人。”（見：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6-01/06/content_1958323.htm）
1981年中國人口是10.01億人，而按世界銀行貧困線標準推算出的中國貧困人口就高達8.39億人，即1981年中國貧困人口占總人口高達83%。而這個資料還是在“從1978年底開始，農村改革激發和調動了廣大農民生產積極性，農產品產量大幅增加，農民收入迅速提高”這個好景下出現的，如果倒推到經濟未改革前的1978年，中國貧困人口占總人口可能不會是83%而可能高達90%或以上。如果中國90%都是貧困人口，則除了黨員幹部、軍幹連同他們的家屬以及部分城鎮人口外（單這部分人就已占了全國人口的10%）就全部中國大陸人都是貧困人口了，而且多集中於農村，則99%農村人口都可能屬於貧困人口。劫富濟貧去到這麼盡這麼徹底也可說是千古絕唱了，中國大陸的富人幾乎全被左派消滅。
因此，中國1978年的基尼係數雖低，但全國的普羅大眾其實都在貧困中挨餓，農村甚至餓死了三千多萬人，城鎮的市民雖然不會餓死，但糧食、肉類、食油和副食品等等食物的限量供應，卻使許多人都營養不良甚至水腫。中共建政後長期的貧窮落後，導致怨氣一直有增無減，直到毛澤東死後這些上升到極點的怨氣終於來了一個總爆發，致使左派的“四人幫”於1976年被抓捕入獄。
上山下鄉實質就是劫城市中產濟農民和政府，高幹子弟雖然也上山下鄉，但大多數人都很快就通過參軍上大學等特權後門方式離開農村了。毛左的種種自私劣跡，不但得罪了所有富人也得罪了所有城市中產，尤其是受迫害的包括他們的親屬在內高達過億人的所謂階級敵人對毛左更是恨之入骨。毛左可說是在劫富濟貧和階級鬥爭的道路上，已經走向了極左的極端。而凡走向極端必然導致物極必反，最終造成整個毛左的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計劃經濟迅速崩潰。
經此物極必反的抓捕“四人幫”以後，以鄧小平為首的右派開始上臺執掌權力，推行打開國門引進外資鼓勵發展私有經濟的市場經濟改革，從零開始培植個體工商戶、私有企業和紅色資本家，實質也是一種變相的劫貧濟富（如強拆等）或劫公濟私（如官倒等），跟著就一步一步地從毛左越窮越光榮的劫富濟貧這一個極端，走向了越富越光榮的劫貧濟富的另一個極端，並一直延續至今已長達38年。
（表2
1985-2015年中國官方貧困標準及貧困人口數量
如上面的表1所示，1978年中國將人均年純收入100元確定為貧困線，2016年這一標準約為3000元（官方標準未出，這是根據2015年貧困線2855元加上通漲率5%推算出約為3000元），從1978年算起，38年（2016-1978＝38）來貧困線金額增長約29倍［（3000-100）÷100＝29］；而中國GDP由1978年3679億元增長至2016年的744127億元，增長了201倍［（744127-3679）÷3679＝201.3］。即是說，改革開放後這38年來，扶貧資金的增長率追不上GDP的增長率，貧困標準從表面看是調高了29倍，但真實購買力比1978年不升反降。那麼節約出來的扶貧資金去哪裡了？當然就是補助了富人、企業高管、軍人、公務員和教師等已經衣食無憂的社會精英，讓他們富上加富了。從而推高了基尼係數，造成兩極分化的貧富懸殊，社會的公平性倒退到1978年都不如，實質就是變相的劫貧濟富。
除非把2016年貧困線標準訂正為與GDP同步增長的：100元×201＝20100元/年，按照2016年12月30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為:1美元對人民幣6.9370元計算，大致相當於每日一人8美元，這樣才能摘除劫貧濟富這頂帽子。否則只能說明中國GDP的高速增長只照顧了富人、企業高管、軍人、公務員和教師等社會精英的利益，而損害了窮人的利益。
經過長達38年的劫貧濟富或劫公濟私，中國大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一部分人富可敵國而成為亞洲首富，但另一部分人對比於1978年卻更加相對貧窮。雖然從2010年起中國名義GDP就已超越日本而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由於激勵不公平而並沒有調動起全體國民的積極性，因此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還排在世界第九十多位的發展中國家行列。
2013年3月25日，正在非洲國家坦桑尼亞訪問的習近平，在坦桑尼亞尼雷爾國際會議中心發表演講。習近平說，按聯合國標準（注：1.25美元/天），中國還有1.28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占農村總人口的13.4%，占全國總人口除港澳臺地區外的近十分之一）。
世界銀行2015年10月4日宣佈，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將國際貧困線標準從此前的一人一天1.25美元上調至1.9美元。這是世行2005年後首次上調國際貧困線標準，因此按這一個標準2016年中國將有更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見：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20151005/072023404743.shtml）
但如果按1978年貧困線標準100元人民幣/年計算出2016年應為8美元/天的貧困線標準，那麼中國就將有比用1.9美元/天這個標準計算出的貧困人口更多的貧困人口。1.9美元與8美元之比約為四倍，則貧困人口數量也會增長四倍。
據官方資料，截至2015年底，全國有城市低保對象1701.1萬人。全年各級財政共支出城市低保資金719.3億元。2015年全國城市低保月人均補助水準316.6元（以2015年12月25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匯率中間價為1美元=6.4767人民幣計算，約為1.63美元/日），比上年增長10.9%。2015年全國有農村低保對象4903.6萬人。全年各級財政共支出農村低保資金931.5億元。2015年全國農村低保年人均補助水準1766.5元（以2015年12月25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美元匯率中間價為：1美元=6.4767人民幣計算，約為0.76美元/日），比上年增長13.8%。
（見：http://news.cngold.com.cn/20160712d1903n75148680.html）
截至2016年11月底，全國平均農村低保標準達到了3611元/人年（以2016年11月30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1美元對6.8865元人民幣計算，約為1.46美元/日），同比增長17.8%。
（見：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70123/30204440.html）
2015年10月9日，中國各地實現城鄉低保標準並軌一體化。
下圖（表3）是2016全國各主要城市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
表3
2016全國各主要城市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
2016年10月17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的《中國的減貧行動與人權進步》白皮書提到，改革開放30多年來，7億多貧困人口擺脫貧困，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2015年的5575萬人（按2855人民幣/年，即約相等于1.25美元/日），貧困發生率下降到5.7%。（但如果按世界銀行2015年10月4日宣佈的國際貧困線標準從一人一天1.25美元上調至1.9美元來計算的話，農村貧困人口2015年肯定不止5575萬人。）
（見：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0/17/c_1119730413.htm）
如果按照發達國家的方法，按照年人均收入中位數的一半作為貧困標準的話，中國貧困人口數量將會更多。
表4 2011年世界各國/地區貧困線標準
美國2016年貧困標準：當年一個人生活，低於1萬4852美元；兩口子低於2萬0025美元；或者四口之家低於3萬0375美元。（四口之家平均為一人21美元/日）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史2015年11月3日在談及減貧問題時指出，貧困人口的計算是按照年收入不足2300元，是以2010年不變價來計算的，貧困人口共有7017萬人。從區域來講，有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有592個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
（見：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5-11/03/c_128389551.htm）
2016年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為7017萬人，其中河南、湖南、廣西、四川、貴州、雲南6個省份的貧困人口都超過500萬人。貧困區域分佈廣。全國不僅有14個連片特困地區，除京津滬3個直轄市外，其餘28個省級行政區都存在相當數量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群眾。貧困程度依然深。全國還有20多萬人用不上電，數千萬農村家庭喝不上“乾淨水”，全國還有7.7萬個建檔立卡的貧困村不通客運班車，83.5萬個自然村中，不通瀝青（水泥）路的自然村數33萬個，占39.6%。貧困人口中因疾病導致貧困的比重超過40%，需要搬遷的貧困人口近1000萬。（見：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748317889956381172.html）
五.中國歷年基尼係數統計（1981-2016）最新版：
（基尼係數1978年城市0.16農村0.21）
1981 0.288--1982 0.2494 --1983 0.2641 --1984 0.297 --1985 0.2656 --1986 0.2968 --1987 0.3052 --1988 0.382 --1989 0.349 --1990 0.343 --1991 0.324 --1992 0.376 --1993 0.3592 --1994 0.436 --1995 0.445 --1996 0.485 --1997 0.403 --1998 0.403 --1999 0.397 --2000 0.417 --2001 0.49 --2002 0.454 --2003 0.479 --2004 0.473 --2005 0.485 --2006 0.487 --2007 0.484 --2008 0.491 --2009 0.49 --2010 0.481 --2011 0.477 --2012 0.474 --2013 0.473 --2014 0.469- --2015 0.462- --2016 0.465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sk12o_KwpmnYY38Ud2Um2pxiGk9ItTn6-H2yXTUUQPng7AEbRJGviAK5xDQgMFcSgKKlQrAb0IzbRuRKVbB2rm2UsUSamrI_SO4g2DGskYG根據這些資料整理）
表5
1978-2012年中國基尼係數變化曲線
而美國有另一個中國基尼係數的統計版本：2014年04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密歇根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謝宇等人的研究顯示，從2005年到2012年間，中國基尼係數呈走高趨勢，維持在0.53~0.61之間，中國收入不平等程度已超過美國和世界大多數同等發展水準國家。
（見：http://china.caixin.com/2014-04-30/100672246.html）
而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佈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指出，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國財產的基尼係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我國家庭淨財產的基尼係數達到0.73，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見：
從官方資料看，中國大陸基尼係數從1978年城市0.16和農村0.21的收入絕對平均，上升至2016年全國的0.465，說明收入差距較大。如果從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的統計資料看，中國基尼係數2005年起就已超過0.5了；如果從《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看，2012年中國基尼係數就達到0.73了，則中國基尼係數早已超過0.5了，這就說明收入差距不是較大而是懸殊了，亦即又矯枉過正了。
（見：
http://www.cztv.com/videos/xwshx/3291060.html）
六.中國大陸唯一出路只有搞兩黨或多黨競爭的憲政民主：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標誌著中共左派下臺而右派上臺。在免強還算左派當權的1978年全國基尼係數約維持在城鎮0.16和農村0.21。而右派在1979年當權後，基尼係數反復上升，至1994年就開始超越0.4這條國際警戒線了。除了1999年僅此一年全國基尼係數又跌落到0.397之外，從1994年計起近二十二年來中國基尼係數都超越0.4這條國際警戒線，而按美國院士的統計則從2005年起就超越0.5這條極度危險的收入懸殊線，而按《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看，2012年中國基尼係數就達到0.73超高危險線了。這些基尼係數的資料雖然大小不一，甚至相差懸殊，但指向高位卻是一致的，這證明瞭一個事實，就是右派上臺實行變相的劫貧濟富或劫公濟私，也都走向極端了，亦即矯枉過正了。
凡走向極端都必然物極必反，在文革興起但在改革開放後消失了二三十年的“唱紅歌”，從2009年開始又在重慶市等地重新興起，而且重慶市開展的“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搞得有聲有色，並漫延全國。從近年來這些唱紅歌懷念毛時代等群發事件中，就可窺見出基層民眾的心聲是要向左轉，即有一種迫切的劫富濟貧減少貧富差距的訴求。而習於2012年上臺後，迫於紅歌壓力亦推出眾多精准扶貧措施、以及加強了反腐力度，企求降低基尼係數和減少窮人的怨氣。因此，這幾年才有貧困人口大幅度下降的現象。雖然按1978年GDP標準計算出的2016年應有的8美元/日的貧困線來統計的話，中國還有很大的一段距離才達到1978年的貧富差距目標，但無可否認習上臺後這一段距離的確是在縮小中，只是縮小的速度太慢了。
習畢竟是屬於右派陣營，劫富濟貧恐怕遠遠不及左派，而且基尼係數2016年又反彈為0.465，比2015年的0.462反而提升了0.003。但左派在當今只講鬥爭不講競爭的落後專制體制下，左派是無辦法自組政黨通過民主競選而上臺執政的，而且毛左也都極力反對民主真普選，因為民主真普選就意味著共產黨下臺。所以，物極必反只可能以政變等形式出現，傳聞周永康等人就是妄圖搞政變而被捕。
既然世間不能消滅貧富差距，而有貧富差距就有左右分派，而左右派之間又不能徹底消滅對方，那麼左右派為何不和平相處呢？為何不搞兩黨或多黨競爭呢？讓左派成立一個黨而右派又成立另一個黨，這樣四年或八年就通過民主真普選來輪流執政一次，那麼貧富差距就不會走向極端了，爭權奪利也就不會爭奪到你死我活了，也不用搞什麼腥風血雨的政變了，在歷史前進的路上也走少許多彎路了，這何樂而不為呢？
如果中國大陸有憲政民主多黨競爭的制度，或許早在1994年當基尼係數首次超越0.4的國際警戒線時，選民就會把左派選上臺了，就不至於出現二十二年的基尼係數都超越0.4的國際警戒線的這種危險的極端現象了（如按美學者計算的基尼係數，則中國大陸基尼係數從2005年起就超越0.53了；而按《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所述的基尼係數，則中國大陸2012年基尼係數就達到0.73了）。
因此，經過了以上詳盡分析研究之後，可以得出結論：搞兩黨或多黨競爭的憲政民主，是非常正確的。憲政民主不但能減少內戰發生的幾率，而且還能減少貧富差距、以及提高競爭力。
以臺灣為例，民進黨就相當於左派，而國民黨就相當於右派。但近年來兩黨都將貧富分化的議題放大，以此攻擊執政黨，這在臺灣的政黨輪替中已經成為常態，幾乎又把兩黨的左右派色彩都模糊了。但左右派色彩雖然是模糊，但由於臺灣依然有貧富差距，因此依然會左右分派。
以美國為例，民主黨的奧巴馬就相當於左派，而共和黨的川普就相當於右派。奧巴馬八年當政期間，充分照顧了欖核形最底層的窮人（主要是黑人）和最頂層的富人的利益，但卻損害了中層中產（主要是白人）的利益。結果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人多勢眾的中產就把政綱是照顧中產利益的共和黨候選人川普選上了總統寶座。
但臺灣和美國不管是左派或右派上臺執政，都是和平友好公平競爭從來不見腥風血雨的破象，而且基尼係數都不會大起大落，都不會走向過低的0.2以下的絕對平均、或過高的0.5以上的差距懸殊的極端，不會出現極左或極右的情況，亦即不會矯枉過正。因為，當基尼係數還未走向極端之前，就已經被那些受傷害的廣大公民，通過民主真普選的和平合法方式，發揮選票的巨大無形力量而實行換黨執政了。
七.臺灣的榜樣：
臺灣自1964年以來，在公平與競爭這兩者的關係上，處理得相當好，她既保持了較快的經濟發展速度，創造了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奇跡，但又確保了基尼係數不超出0.4這一條國際警戒線，使GDP的成長既能惠及富人也能惠及窮人且兩者受惠程度相當，充分體現了自由、平等、民主、均富這些普世理念。不像中國大陸這樣，改革開放後雖然經濟是起飛了，但GDP的高速成長只惠及富人而不惠及窮人或惠及的比例不相同，造成2016年的窮人甚至比1978年代的的窮人還要窮和還沒有尊嚴，而2016年的富人則比1978年代的的富人還要富和還有更多尊嚴。如果社會主義是按勞分配經濟較為平等的話，那麼1978年的中國大陸還可以說是社會主義，而現在的中國大陸就不能說是社會主義了，反而現在的臺灣更像社會主義。
八.小結：
所以，要解決中國大陸目前這種嚴重的貧富懸殊和貪汙腐敗的社會危機，中華民國憲法的回歸大陸也是一個極好的選項，這與上面“中國大陸唯一出路只有搞兩黨或多黨競爭的憲政民主”這個標題也並不矛盾。
鄧小平1985年3月在出席全國科技工作會議時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地走了邪路了。”（鄧小平年譜1032-1033頁）
而事實確鑿地證明瞭，中國大陸已經兩極分化了，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了，資產階級也都產生了，因此改革開放政策也可以說是失敗了。既然經過38年的實踐證明在現有政治制度下，不能搞好經濟改革，哪為何不試一試改變這種政治制度而實行政治改革呢？
订阅：
博文 (Atom)